昆德拉曾是一名共产党员

　　《玩笑》写得从从容容，前后花了三年多时间，直到一九六五年年底才脱稿。看得出，昆德拉分外重视这部小说。这是他作为小说家的第一次郑重的亮相。

　　昆德拉在《玩笑》中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卢德维克是位富有朝气的大学生，极有思想和个性，只是平时爱开玩笑。玛盖达却是个热情活泼但事事较真的女孩。这使她与时代精神天然地吻合。命运赋予她的最高奖赏便是天真和轻信。她年方十九，正在大学一年级学习，由于天生丽质，性格可爱，人人都喜欢她。男生们或多或少都对她下过工夫。

　　这是一九四八年二月革命后的第一年。共产党刚刚执政，一种崭新的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崭新生活，完全不同于以往。这种新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严肃和庄重。如此形势下，谁要是不为新生活和新时代欢呼，谁就会被怀疑在唱反调，对工人阶级的胜利成果表示不满，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的悲伤情绪。

　　卢德维克自然与这种情绪无缘。他出身工人家庭，衷心拥护新制度和新社会。可不幸的是，他的玩笑意识太强。这显然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尽管他学习优秀，又是年轻的党员，但组织上认为他时有个人主义苗头。当他要求他的同学们向他证明他什么地方有个人主义时，他们总是说，他的举止和奇怪的笑像个个人主义者。

　　夏季来临前，卢德维克开始接近玛盖达。像所有二十岁的男孩一样，他竭力想通过戴上一副面具来打动她。他想通过开些玩笑来显示他的超然和练达。可他发现，他对待玛盖达的方式似乎总有点不自然，有点做作，令人生厌。

　　玛盖达去参加暑期党员训练班了。训练班打乱了卢德维克的计划。原本他打算和玛盖达一起在布拉格单独待两个星期，以便尽快确定两人的关系。他有些沮丧。玛盖达不仅不安慰他，还显得特别高兴。这让卢德维克感到嫉妒和痛苦。

　　玛盖达从训练班给卢德维克寄来了一封信，里面充满了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激情。她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早晨的健美体操，热烈的交谈和讨论，动人的歌曲。一切都是那么健康向上。卢德维克觉得好笑，决定和她开个玩笑。他在寄给玛盖达的一张明信片上写道：“乐观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健康气氛散发出愚昧的恶臭！托洛茨基万岁！”

　　除了一封简短的便笺，玛盖达对卢德维克的其余信件一律不予答复。她的沉默让卢德维克觉得难以承受。他几乎每天都给她写信，信中充满了恳切、爱恋的话语。他告诉她，只要能和她在一起，他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依然没有回音。

　　卢德维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回到布拉格，他找到了玛盖达，同她在伏尔塔瓦河边散了会儿步。但气氛有点异常。当他第二天再往她住处打电话时，一个陌生女人告诉他，玛盖达已经离开布拉格。

　　开学了。卢德维克回到学校，准备投入学习和工作。就在他返校的那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让他到区党委办公室去一趟。

《玩笑》第一个中文版

　　卢德维克感到委屈和无辜。他找到党小组长泽马内克，希望他出面为他说说话。泽马内克是他的同学，十分了解他的为人。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学生集会。但卢德维克绝对没有想到，在全体会议上，恰恰是泽马内克建议开除他的党籍和学籍。卢德维克在痛苦中回到了家乡。

　　秋天来临，卢德维克被发配到俄斯特拉发一个丑陋、陌生的边区兵营，每天都要下矿井从事繁重的劳动。来到兵营的都被看做党和人民的敌人。卢德维克悲哀地意识到，一切都中断了：学业，工作，友谊，爱情，理想，以及对理想和爱情的追求。一个小小的玩笑竟让他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在极度痛苦、孤寂的劳役生涯中，卢德维克邂遑了露茜娅。她身上那种单纯、普通的气息打动了他。露茜娅同样有着极为不幸的经历。卢德维克爱上了她。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爱，更是一种安慰，仿佛灰色生活中惟一的亮点。露茜娅具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能让他卸去任何思想包袱。在她面前，他愿意袒露一切：真挚，激动，悲怆。一天，他情不自禁地为她朗诵起诗人哈拉斯的诗来。突然，他的手指感觉到露茜娅的肩膀在颤抖。她哭了，像个孩子似的紧紧靠在他身上，不停地哭着。

　　卢德维克给露茜娅写了许多信和明信片。露茜娅没有回过一封。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会写信。起初，她只是羞怯地对他表示感谢，但不久找到了一种报答他的方式：给他送鲜花。那是他们一块儿到树林散步的时候，露茜娅忽然弯下身来，摘了一朵鲜花，递给了他。卢德维克十分感动。从此，每次见面，她都会捧来一束鲜花。

　　一天，卢德维克来到露茜娅的宿舍，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一把抱住了露茜娅，开始吻她，并想要同她做爱。露茜娅惊恐万分，拼命反抗。“你并不爱我。”她对卢德维克说。

　　从此，露茜娅便神秘地消失了。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卢德维克获释后，回到大学完成了学业，并进了研究机关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见了电台女记者海伦娜。她的丈夫正是当年迫害过卢德维克的党小组长泽观内克。一种强烈的复仇愿望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决定勾引海伦娜，以此来报复泽马内克。当他终于和海伦娜私通后，却发现自己不但没有达到复仇目的，而且还帮了泽观内克的大忙。因为，此时的泽马内克早已另有新欢，而且摇身一变，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这实际上是卢德维克和自己开的又一个残酷而又悲哀的玩笑了。

　　就这样，卢德维克不断地陷入玩笑的怪圈之中。一切都是罗网，这是他从人生经历中得出的结论。昆德拉指出，卢德维克的悲剧在于玩笑的罗网剥夺了他拥有悲剧的权利。这已不是他个人的遭遇，而是人类的普遍境况。

　　昆德拉常常写到笑。但昆德拉笔下的笑往往不是那种表达单纯快乐的笑，而是苦笑或可笑，含有苦涩、讽喻、冷峻、荒唐的意味。是笑的反面。《可笑的爱》已经让我们读出了这一点。《玩笑》则将此推向了极致。

　　从思想内容上而言，《玩笑》除了揭示人类一种特殊境况外，又绝对具有全面反思和清算一个特殊时代的意思。难怪它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成为了一个爆炸性的声音。

　　昆德拉在写完《玩笑》后，怀着某种侥幸心理，将它交给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虽然答应要尽力让它出版，可心里却直打鼓，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玩笑》散发出的批判精神与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在此期间，出版社曾同昆德拉商量，让他作一些修改，但被拒绝。宁可不出，也决不改动一个字。这就是昆德拉当时的态度。没有想到，两年后，也就是在一九六七年，《玩笑》竟然问世了，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审查。连昆德拉本人都不敢相信。

　　《玩笑》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连出三版，印数惊人，达到几十万册，很快便被抢购一空。评论界将它当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大文化事件，甚至称它唤起了整个民族的觉悟。

　　在众多的评论中，小说家伊凡·克里玛的话语切中了要害。克里玛说，在昆德拉的世界里，没有纯粹的因果。人处于一个他并不理解的秩序的中心。或者，即便理解，也是超出通常概念的理解。从这一点来看，这是个荒唐的秩序。在那里，没有逻辑，没有罪愆和惩罚，有的只是时间。

　　不久之后，《玩笑》还被拍成了电影。几乎在一夜间，昆德拉成为了捷克最走红的作家。他在捷克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也从此确定。人们认为，小说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实。不仅如此，《玩笑》很快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被译成了法语、英语、日语等几十种语言，为昆德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只是有些译本不甚理想。其中，英国的版本，由于缺乏作者、出版者和译者之间的沟通，竟然任意删去了整整一个章节，并随便调换了章节的顺序。昆德拉怒火中烧，立即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在信中写道：

　　整整一生，我都在抗议以意识形态教条的名义，对艺术作品进行任意的阉割。英国出版商支解我的书，显然是相信这样可以卖得更好……在莫斯科，他们改动了我的剧本《钥匙的主人们》，是为了便于获得上演许可……伦敦出版商和莫斯科艺术官员的思维方式似乎有着神秘的关联。他们对艺术怀有同样的蔑视。

　　紧接着，昆德拉呼吁英国读者不要阅读英文版《玩笑》，因为他不承认那本书出自他之手。昆德拉抗议的结果是，出版商同意再出一个平装本，恢复被删节的章节。

　　一九六八年八月，也就是《玩笑》出版后不到一年，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玩笑》被列为禁书，立即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在东欧国家，除去波兰和南斯拉夫，它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全部匈牙利版的《玩笑》还没进入书店，就被捣成了纸浆。

　　如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对《玩笑》的兴趣就更容易染上政治色彩。许多西方评论家干脆把《玩笑》当做一部政治小说，而把昆德拉视为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愤而执笔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在一次昆德拉作品电视讨论会上，仍有人称《玩笑》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有力控诉”。昆德拉当时十分反感，立即插话：“请别用你的斯大林主义来让我难堪了。《玩笑》只是个爱情故事！”

　　西方的某些评论也许偏颇，但昆德拉的姿态也值得怀疑。他实际上非常害怕读者片面地去理解这部作品，害怕自己的艺术性受到忽略和怀疑。然而，不管昆德拉承认与否，《玩笑》的政治性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小说反映的时代充满了政治氛围。人人都得歌颂新社会，歌颂新制度，否则便会被视为同政府和人民唱反调。思想必须保持统一，不许有任何个人主义苗头。其次，在明信片事件中，党委审讯，党小组表态，全体会议举手表决，最后，卢德维克被开除党籍和学籍。显然，这一事件是被当做政治事件处理的。话说回来，如果没有那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一个小小的玩笑也不会引发什么后果。第三，小说中许多内容涉及政治。比如，卢德维克所在的兵营里就几乎全是政治犯。甚至还有画家因为立体派画作被收容了进来。所有这些不是政治，又是什么呢：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韦尔说过：对政治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对政治的揭露本身也是一种政治。

　　在国际上对《玩笑》的一片评论声中，最最著名的是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为该小说的法文版所写的前言。他称《玩笑》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由于阿拉贡的特殊地位，这篇前言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阿拉贡不仅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大小说家，而且还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内担任要职。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我们必须阅读这部小说。我们必须信赖这部小说。”

　　然而，对于昆德拉而言，阿拉贡的赞美到最后又成为一种尴尬。原因就在于阿拉贡本人。昆德拉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八年秋天，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曾去拜访过阿拉贡。当时，这位法国大作家正在接待两个来自莫斯科的客人。他们竭力劝说他继续保持同苏联的关系。阿拉贡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断然告诉他们，他再也不会踏上俄国的土地了。“即使我本人想去，我的双腿也不会同意的。”阿拉贡说。在场的昆德拉对他极为敬佩。没想到，四年后，阿拉贡就去莫斯科接受了勃列日涅夫颁发的勋章。

　　这仿佛又是一个玩笑。一个更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