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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成名后的尴尬
发布时间:2010/9/27  阅读次数:1287  字体大小: 【】 【】【
  

昆德拉曾是一名共产党员

  从一九六二年起,昆德拉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据他自己介绍,发生在捷克小镇上的一件不起眼的事情激发了他的灵感:一个姑娘因为从公墓里偷花,把花作为礼物献给情人而被地方警察局逮捕。于是,一个人物形象在他眼前出现了。这个形象就是露茜娅。对她而言,性欲和爱情是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的两码事。接着,她的故事又与另一个人物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这个人物就是卢德维克。他把自己一生中积聚起来的仇恨都集中在一次性行为中发泄。《玩笑》的基调就这样确定: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

  《玩笑》写得从从容容,前后花了三年多时间,直到一九六五年年底才脱稿。看得出,昆德拉分外重视这部小说。这是他作为小说家的第一次郑重的亮相。

  昆德拉在《玩笑》中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卢德维克是位富有朝气的大学生,极有思想和个性,只是平时爱开玩笑。玛盖达却是个热情活泼但事事较真的女孩。这使她与时代精神天然地吻合。命运赋予她的最高奖赏便是天真和轻信。她年方十九,正在大学一年级学习,由于天生丽质,性格可爱,人人都喜欢她。男生们或多或少都对她下过工夫。

  这是一九四八年二月革命后的第一年。共产党刚刚执政,一种崭新的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崭新生活,完全不同于以往。这种新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严肃和庄重。如此形势下,谁要是不为新生活和新时代欢呼,谁就会被怀疑在唱反调,对工人阶级的胜利成果表示不满,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的悲伤情绪。

  卢德维克自然与这种情绪无缘。他出身工人家庭,衷心拥护新制度和新社会。可不幸的是,他的玩笑意识太强。这显然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尽管他学习优秀,又是年轻的党员,但组织上认为他时有个人主义苗头。当他要求他的同学们向他证明他什么地方有个人主义时,他们总是说,他的举止和奇怪的笑像个个人主义者。

  夏季来临前,卢德维克开始接近玛盖达。像所有二十岁的男孩一样,他竭力想通过戴上一副面具来打动她。他想通过开些玩笑来显示他的超然和练达。可他发现,他对待玛盖达的方式似乎总有点不自然,有点做作,令人生厌。

  玛盖达去参加暑期党员训练班了。训练班打乱了卢德维克的计划。原本他打算和玛盖达一起在布拉格单独待两个星期,以便尽快确定两人的关系。他有些沮丧。玛盖达不仅不安慰他,还显得特别高兴。这让卢德维克感到嫉妒和痛苦。

  玛盖达从训练班给卢德维克寄来了一封信,里面充满了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激情。她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早晨的健美体操,热烈的交谈和讨论,动人的歌曲。一切都是那么健康向上。卢德维克觉得好笑,决定和她开个玩笑。他在寄给玛盖达的一张明信片上写道:“乐观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健康气氛散发出愚昧的恶臭!托洛茨基万岁!”

  除了一封简短的便笺,玛盖达对卢德维克的其余信件一律不予答复。她的沉默让卢德维克觉得难以承受。他几乎每天都给她写信,信中充满了恳切、爱恋的话语。他告诉她,只要能和她在一起,他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依然没有回音。

  卢德维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回到布拉格,他找到了玛盖达,同她在伏尔塔瓦河边散了会儿步。但气氛有点异常。当他第二天再往她住处打电话时,一个陌生女人告诉他,玛盖达已经离开布拉格。

  开学了。卢德维克回到学校,准备投入学习和工作。就在他返校的那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让他到区党委办公室去一趟。

《玩笑》第一个中文版

  三名党委成员在等着他。他们个个神情凝重。一场审讯开始了。你认不认识玛盖达,是否一直和她通信?你对乐观主义有何看法?你为何要嘲笑劳苦人民?你认为没有乐观主义能建设社会主义吗?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你却认为乐观主义是鸦片。你的居心何在?就这样,一连串的问题抛向了卢德维克。卢德维克有口难辩。

  卢德维克感到委屈和无辜。他找到党小组长泽马内克,希望他出面为他说说话。泽马内克是他的同学,十分了解他的为人。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学生集会。但卢德维克绝对没有想到,在全体会议上,恰恰是泽马内克建议开除他的党籍和学籍。卢德维克在痛苦中回到了家乡。

  秋天来临,卢德维克被发配到俄斯特拉发一个丑陋、陌生的边区兵营,每天都要下矿井从事繁重的劳动。来到兵营的都被看做党和人民的敌人。卢德维克悲哀地意识到,一切都中断了:学业,工作,友谊,爱情,理想,以及对理想和爱情的追求。一个小小的玩笑竟让他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在极度痛苦、孤寂的劳役生涯中,卢德维克邂遑了露茜娅。她身上那种单纯、普通的气息打动了他。露茜娅同样有着极为不幸的经历。卢德维克爱上了她。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爱,更是一种安慰,仿佛灰色生活中惟一的亮点。露茜娅具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能让他卸去任何思想包袱。在她面前,他愿意袒露一切:真挚,激动,悲怆。一天,他情不自禁地为她朗诵起诗人哈拉斯的诗来。突然,他的手指感觉到露茜娅的肩膀在颤抖。她哭了,像个孩子似的紧紧靠在他身上,不停地哭着。

  卢德维克给露茜娅写了许多信和明信片。露茜娅没有回过一封。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会写信。起初,她只是羞怯地对他表示感谢,但不久找到了一种报答他的方式:给他送鲜花。那是他们一块儿到树林散步的时候,露茜娅忽然弯下身来,摘了一朵鲜花,递给了他。卢德维克十分感动。从此,每次见面,她都会捧来一束鲜花。

  一天,卢德维克来到露茜娅的宿舍,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一把抱住了露茜娅,开始吻她,并想要同她做爱。露茜娅惊恐万分,拼命反抗。“你并不爱我。”她对卢德维克说。

  从此,露茜娅便神秘地消失了。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卢德维克获释后,回到大学完成了学业,并进了研究机关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见了电台女记者海伦娜。她的丈夫正是当年迫害过卢德维克的党小组长泽观内克。一种强烈的复仇愿望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决定勾引海伦娜,以此来报复泽马内克。当他终于和海伦娜私通后,却发现自己不但没有达到复仇目的,而且还帮了泽观内克的大忙。因为,此时的泽马内克早已另有新欢,而且摇身一变,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这实际上是卢德维克和自己开的又一个残酷而又悲哀的玩笑了。

  就这样,卢德维克不断地陷入玩笑的怪圈之中。一切都是罗网,这是他从人生经历中得出的结论。昆德拉指出,卢德维克的悲剧在于玩笑的罗网剥夺了他拥有悲剧的权利。这已不是他个人的遭遇,而是人类的普遍境况。

  昆德拉常常写到笑。但昆德拉笔下的笑往往不是那种表达单纯快乐的笑,而是苦笑或可笑,含有苦涩、讽喻、冷峻、荒唐的意味。是笑的反面。《可笑的爱》已经让我们读出了这一点。《玩笑》则将此推向了极致。

  从思想内容上而言,《玩笑》除了揭示人类一种特殊境况外,又绝对具有全面反思和清算一个特殊时代的意思。难怪它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成为了一个爆炸性的声音。

  昆德拉在写完《玩笑》后,怀着某种侥幸心理,将它交给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虽然答应要尽力让它出版,可心里却直打鼓,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玩笑》散发出的批判精神与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在此期间,出版社曾同昆德拉商量,让他作一些修改,但被拒绝。宁可不出,也决不改动一个字。这就是昆德拉当时的态度。没有想到,两年后,也就是在一九六七年,《玩笑》竟然问世了,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审查。连昆德拉本人都不敢相信。

  《玩笑》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连出三版,印数惊人,达到几十万册,很快便被抢购一空。评论界将它当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大文化事件,甚至称它唤起了整个民族的觉悟。

  在众多的评论中,小说家伊凡·克里玛的话语切中了要害。克里玛说,在昆德拉的世界里,没有纯粹的因果。人处于一个他并不理解的秩序的中心。或者,即便理解,也是超出通常概念的理解。从这一点来看,这是个荒唐的秩序。在那里,没有逻辑,没有罪愆和惩罚,有的只是时间。

  不久之后,《玩笑》还被拍成了电影。几乎在一夜间,昆德拉成为了捷克最走红的作家。他在捷克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也从此确定。人们认为,小说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实。不仅如此,《玩笑》很快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被译成了法语、英语、日语等几十种语言,为昆德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只是有些译本不甚理想。其中,英国的版本,由于缺乏作者、出版者和译者之间的沟通,竟然任意删去了整整一个章节,并随便调换了章节的顺序。昆德拉怒火中烧,立即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在信中写道:

  整整一生,我都在抗议以意识形态教条的名义,对艺术作品进行任意的阉割。英国出版商支解我的书,显然是相信这样可以卖得更好……在莫斯科,他们改动了我的剧本《钥匙的主人们》,是为了便于获得上演许可……伦敦出版商和莫斯科艺术官员的思维方式似乎有着神秘的关联。他们对艺术怀有同样的蔑视。

  紧接着,昆德拉呼吁英国读者不要阅读英文版《玩笑》,因为他不承认那本书出自他之手。昆德拉抗议的结果是,出版商同意再出一个平装本,恢复被删节的章节。

  一九六八年八月,也就是《玩笑》出版后不到一年,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玩笑》被列为禁书,立即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在东欧国家,除去波兰和南斯拉夫,它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全部匈牙利版的《玩笑》还没进入书店,就被捣成了纸浆。

  如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对《玩笑》的兴趣就更容易染上政治色彩。许多西方评论家干脆把《玩笑》当做一部政治小说,而把昆德拉视为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愤而执笔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在一次昆德拉作品电视讨论会上,仍有人称《玩笑》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有力控诉”。昆德拉当时十分反感,立即插话:“请别用你的斯大林主义来让我难堪了。《玩笑》只是个爱情故事!”

  西方的某些评论也许偏颇,但昆德拉的姿态也值得怀疑。他实际上非常害怕读者片面地去理解这部作品,害怕自己的艺术性受到忽略和怀疑。然而,不管昆德拉承认与否,《玩笑》的政治性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小说反映的时代充满了政治氛围。人人都得歌颂新社会,歌颂新制度,否则便会被视为同政府和人民唱反调。思想必须保持统一,不许有任何个人主义苗头。其次,在明信片事件中,党委审讯,党小组表态,全体会议举手表决,最后,卢德维克被开除党籍和学籍。显然,这一事件是被当做政治事件处理的。话说回来,如果没有那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一个小小的玩笑也不会引发什么后果。第三,小说中许多内容涉及政治。比如,卢德维克所在的兵营里就几乎全是政治犯。甚至还有画家因为立体派画作被收容了进来。所有这些不是政治,又是什么呢: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韦尔说过:对政治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对政治的揭露本身也是一种政治。

  在国际上对《玩笑》的一片评论声中,最最著名的是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为该小说的法文版所写的前言。他称《玩笑》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由于阿拉贡的特殊地位,这篇前言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阿拉贡不仅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大小说家,而且还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内担任要职。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我们必须阅读这部小说。我们必须信赖这部小说。”

  然而,对于昆德拉而言,阿拉贡的赞美到最后又成为一种尴尬。原因就在于阿拉贡本人。昆德拉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八年秋天,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曾去拜访过阿拉贡。当时,这位法国大作家正在接待两个来自莫斯科的客人。他们竭力劝说他继续保持同苏联的关系。阿拉贡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断然告诉他们,他再也不会踏上俄国的土地了。“即使我本人想去,我的双腿也不会同意的。”阿拉贡说。在场的昆德拉对他极为敬佩。没想到,四年后,阿拉贡就去莫斯科接受了勃列日涅夫颁发的勋章。

  这仿佛又是一个玩笑。一个更大的玩笑。

作者:高兴  稿件来源:《书摘》   发布时间:2006-07-17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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