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小娟

摘   要：“童话”主题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之一，在关于本时期作家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创作的教学中，引导学生了解和认识其小说中的童话主题，包含两点现实意义，一是培养问题意识，二是揭示人生意蕴。这可丰富教学内容，也可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19世纪前期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性问题。

关键词：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教学；童话主题

在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教学中，往往较为突出西方文学，在西方文学中突出欧洲文学，在欧洲文学中突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关于这一部分内容，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往往强调其“客观真实”地描绘生活，以及对社会的“批判”与“揭露”， 而忽略了西方文学“心灵史”这一特征，这与当今多元化审美的思想潮流相悖，难以展现外国文学应有的丰饶与深刻的价值。因此，着力丰富教学内容，才能扩展学生视野，加深学生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完整理解，如在19世纪前期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教学中，引导学生理解其中的“童话”主题，便是丰富本部分教学内容的一个尝试。

一、19世纪前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童话”主题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是童话繁荣的时期，欧洲及东方经典童话得以翻译引进，英国本土以儿童为本位的童话创作得到发展，此外成人化叙事中也大量运用了童话主题，这在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创作中得以体现。

W.布莱尔评价道：“儿童意味着人性的自然纯真以及美与善，狄更斯经常通过儿童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理想。”^[1]狄更斯的小说被视为是19世纪上半期英国社会现实的写照，但受儿童情结的驱动，小说叙述明显具有童话模式。从人物塑造看，人物被虚幻化和抽象化了，性格凝固化，缺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特征，如《匹克威克外传》中，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永远快乐，永远只看到世界光明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童话式人物。《艰难时世》中的葛雷硬，经过作者漫画式的夸张，几乎不像一个实实在在生活中的人，而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事实”观念的幽灵，最终在西丝的感化下才发生了性格转变。对这些人物而言，时间与环境在其性格发展中几乎不起作用，人物永远一如既往，不改初衷，似乎漂浮在一个时空停止的世界里，这正是童话式的时空观，和童话式叙述的特征。狄更斯创作中更具童话色彩的是其儿童形象，《奥列佛·退斯特》中的奥列佛，《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尔，《尼古拉斯·尼古贝尔》中的尼古拉斯，《艰难时世》中的西丝，《小杜丽》中的小杜丽，《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双城记》中的露西等等，他们一开始就被作者安置在“善”的模式中，让他们无论走到何处、经受任何磨难都依然代表着善，一如童话人物，成为某种抽象观念的象征。

从故事的结构模式来看，狄更斯也常以儿童般的天真去观察这个世界，他的小说情节结构也近乎是童话结构模式的翻版，《奥列佛·退斯特》和《大卫·科波菲尔》中包含的是善恶有报的童话式寓意，好人都有了美满的结局，如主人公奥列佛和大卫，坏人都得到了惩罚，如《奥列佛·退斯特》中的济贫院院主夫妇，歹徒蒙克斯，盗窃头目费金等，《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史朵夫、希普等。《小杜丽》的结构是典型的从“灰姑娘”到“王后”的模式，在受尽磨难后，找到了美好的归属。《艰难时世》中西丝的故事则是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模式，正是这个被人歧视的女孩子，才是最富有人性与人情因而心灵最美的人。《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对《画眉嘴国王》故事的重演，其中强调了思想独立的女性如何被伪装的男性驯服为一个温顺的妻子，一度高傲骄纵的贝拉在与遗产继承人约翰·哈蒙（曾化名穷职员洛克·史密斯）结婚后，“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家庭生活的十全十美的天才。”^[2]可见在叙述方式上，狄更斯小说的独特之处是其与众不同的童话式叙述。

此外，勃朗特姐妹的创作中也体现着童话因子，《牛津儿童文学指南》指出虚构一个贫穷的女仆成为公主是西方文学中最流行的童话，灰姑娘正是其代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简与灰姑娘命运相似，经历舅母一家的虐待、慈善学校的悲惨生活后，以女家庭教师的身份嫁给了富有的绅士罗切斯特，二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从“灰姑娘”主题看，简改变了灰姑娘逆来顺受的特质，如果说灰姑娘的成功依赖了外在力量——教母，那么简的成功主要在于自主性，将婚姻从契约关系变为精神上的平等交流关系，颠覆了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上的消极被动和刻板化形象。不同于被动等待男性拯救的灰姑娘、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美女与野兽”中美女承担了帮助或解救男性的任务。《简·爱》中，简最终成为又瞎又残的罗切斯特的依靠，是罗切斯特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其中可以见出女性解救男性的主题。正如兹普斯指出的，美女的核心美德是对自我的弃绝，通过牺牲自己，“她获得的回报是一个完美的丈夫。”^[3]婚姻使美女社会化——从女孩成长为女人，如果说父亲代表了过去，那么野兽代表了未来。简通过婚姻选择了未来，然而她不追求自我牺牲，否则她便会与圣约翰结婚，她强调自我，因此成了自我实现的一类女性的先驱。

此外，“蓝胡子”在德国、法国、挪威和意大利等都有不同的版本。“蓝胡子”主题多次出现在狄更斯和萨克雷的小说中，而《简·爱》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第一个成人化的，非讽刺性地运用蓝胡子主题的作品。”^[4]如果将“密室”视为男性秘密的象征，那么安妮·勃朗特的《怀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应被视为“蓝胡子”的同类版本，海伦在婚后才走入“密室”，逐步发现蓝胡子的秘密——丈夫的私通行为后，海伦离家出走，又在丈夫孤苦无依时回到丈夫身边，显示了理性主义的光辉。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伴随科技进步的是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这是人的精神需要寄托与慰藉的时代，童话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有论者指出“从威廉·萨克雷、查尔斯·狄更斯、威尔基·柯林斯到安东尼·特罗洛普，从勃朗特姐妹到乔治·艾略特，几乎所有维多利亚小说都或多或少地指涉着一个童话世界。”^[5]小说中童话主题的运用在超越意义，增生意义。

二、“童话”主题与现实主义文学教学

从讲授学的角度来说，想要贯彻吸引性原则，就要展示讲授内容的价值、意义、功能、作用等，讲授的目的是：让学生好学，让学生想学，让学生会学。这里的“让学生想学”，主要是指加强学生学习的动力。从教学内容来看，“让学生想学”这一讲授目的，也就是要让知识变得具有吸引力，这需要从理解教材内容入手。

在高教版《外国文学史》中，指出狄更斯“把现实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取材的对象，竭力挖掘其中的内涵，发现其中蕴涵着的美与魅力。他的小说充分地显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不仅用自己的作品反映生活，而且评价和干预生活。”^[6]在华中师大版《外国文学史》中总结道，“狄更斯既是一个社会批判者，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凭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家的良知，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原则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全面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貌。”^[7]对勃朗特姐妹的评价则突出了其女性主义问题，高教版中指出“夏洛蒂的创作表达了英国妇女的心声，同时也反映了妇女所面临的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女性主题加上抒情笔调，构成了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基本特色，对当时乃至20世纪的作家和读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关心女性自身命运、权益和地位的女作家，更是尊她为先驱，并把她的作品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8]华东师大版中概括为“勃朗特姐妹的创作结合了自身经历与情感体验，又发挥了内在丰富的想象力……她们都是妇女问题的关注者，都通过她们的艺术作品描写勇敢的妇女形象，对庸俗腐朽的贵族资产阶级人物提出批判。”^[9]文学史教材的特色在于，它所吸收的都是比较经典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偏于保守，对学生而言，这种“文化背景+作家作品论”的教学内容，对文学史知识的接受和储备固然必不可少，但并未真正体现出一门专业必修课所应当具有的价值，我们必须意识到它所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即对人的塑造和能力的提升。在学习狄更斯和勃朗特姐妹的创作时，引导学生了解其现实主义特征中蕴含的童话主题，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首先，培养问题意识。讲出与文学史教材不一样的新见解，对于教师来说是学术素养的体现，对于学生来说则正是能力的培养，如果只知记诵文学史结论而不善于怀疑、不善于提问，不知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就谈不上文学研究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就文学史的教学目的而言，既要在纵向上考察学生对于“史”的线索的把握，也要在横向上以比较的眼光和方法，学会找到学术切入点，结合一定的理论基础和艺术审美能力，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析。在本部分教学中，可引导学生思考：为何作家在对现实的描绘中运用童话主题，这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何关系？童话主题在与小说的转换过程中，社会观念的文学表征发挥了怎样的叙事功能，这如何影响到作者的话语策略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立场？   

通过分析，可引导学生理解，英国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人们日益增加的分裂和异化感，童话故事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从社会化劳作和现实的严酷中逃避出来的庇护之所，童话成为一种批判社会现状的方式以及一种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家们以童话主题反映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由于角度不同，因此创作特色不同。狄更斯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他对人道主义思想的推崇与宣扬，虽然有基督教的泛爱思想和传统人本主义思想成分，但在精神内核上却与他的儿童观念密切相关，或者说他的人道主义是以实现儿童般的天真、善良、自然、淳朴的人性和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内容的。

但从话语策略而言，同样描写婚姻问题，狄更斯以男性价值主导为书写目标的叙事表明了文学如何严格遵循社会观念重复性别问题。《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家庭结构及两性特质的意义即男性被栓到公共领域，女性定位于家庭奴役体系，切斯特顿曾指出狄更斯对陷于不幸的人们存有同情的善意，然而由于狄更斯的“绅士情结”，小说中的“朋友”（约翰·哈德蒙）也好，“我们”也罢，其所指都是男性。而对于女作家勃朗特姐妹而言，童话成为她们重建价值标准，重构女性形象的方式。在她们笔下，女性不再是被动的“天使”，可以是男性的拯救者，可以通过理性战胜男性，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和独立意识。但其中也透出文本叙述与性别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一度发出女权宣言的简以与社会隔离的浪漫婚姻收场，女画家海伦的第二次婚姻似乎又成为第一次婚姻的重复——承担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不再拿起画笔。似乎女性的种种突围最终依旧被纳入男性话语体系之中，然而正是这种复杂性质疑了社会和语言层面上性别建构的所谓事实真相。了解了这些内容，也就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现实主义文学如何为人们提供了特定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画面。

其次，揭示人生意蕴。《外国文学史》是以介绍外国文学发展主要历程为目标的人文普及性课程，内容包括外国文学的各个主要发展阶段，各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的评介，文学流派以及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介绍等，在此层面上形成的是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环节。但任何一门人文课程的教学，都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这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

在具体学习过程中，由于与外国社会文化背景的隔膜，和不了解学习现实主义文学对当下生活的意义，学生往往只是死记硬背教材上的知识点，而难以深入体会现实主义文学如何关注“人的生存处境”这一问题。事实上，古与今，中与外，尽管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但在文学母题层面，人们面对和关注的问题基本相似，如生死、顺逆、祸福、爱情、友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等。因此，假如在外国文学史的教学中能找准外国文学与当下现实的结合点，让学生认识外国文学与自己的生活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学习兴趣势必能够得到提高。

在介绍狄更斯的创作时，可引导学生通过小说的童话式叙述，来理解其乐观主义精神，狄更斯的小说如《奥利佛·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小杜丽》以及《艰难时世》的情节结构，近乎是童话结构模式的翻版：要么是从“贫儿”到“王子”，要么从“灰姑娘”到“王后”或从“丑小鸭”到“白天鹅”。正如善良的匹克威克先生，狄更斯相信人性在本质上是善的，它最终能摆脱重重羁绊回归于善。而从《简·爱》中，学生能够认识到小说是如何以童话的艺术手段和形式揭示人的成长问题的，“美女与野兽”主题揭示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该如何理解亲情与爱情的关系，“灰姑娘”主题恰到好处地展示了埃里克森论及的人类生命周期中的五个非常重要的人格属性。作家们怀着儿童的天真与浪漫，做着美好纯真的童话式的梦，其中传达的信息是：同生活中的严重困难作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人生问题，有许多艰难困苦或逆境是意想不到的，而且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只要坚定地面对困难和险阻，就能越过重重阻碍，取得最后胜利。

童话故事的最终文化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去转化它来使我们获得一种更加强烈的历史感，童话的奇异幻想与艺术构思反映了社会的现实格局，正是这些现实格局以文学的名义引发着思考。通过对小说中“童话”主题的理解，在历史的层面上，可以认识到现实主义小说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问题的揭露，而在人文的层面上，作家们对生活的真诚、对善与美的追求，无不向我们展示出了可贵的人生态度，这一点在当代社会依然是必要的。

三、“童话”主题——现实主义文学的“别一种重读”

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均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具有社会批判与道德教化作用，正因此，马克思称之为“一派出色的小说家”，这种对社会世态人情的全面而深刻的描写，是他们的创作能堪称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基本特质。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全面性及其社会批判性固然是其经典性的重要内质，但文学创作的想象与虚构要求也允许作家为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而运用童话主题。童话主题与现实主义创作观结合，使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更具可读性，其中既秉承了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真义，又不故弄玄虚，在这样一种坦荡真切之中，给予读者以自由，去洞悉自己必须选择什么道路来完成自我实现，同时又激励读者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思考。

童话如同被几度书写的羊皮纸，被不同时代抹去，重写，然而抹不尽的是深藏于其间的历史与现实的迷思。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的童话情结以及小说的童话式叙述，显示了作家审美心理和写作技巧的独特性，就是凭借童话式的创作，使其小说一步步地接近了经典之作：童话式叙述在可读性、通俗性中表达了作家对社会的洞察，对人性的思考，这正是经典之为经典的高雅与崇高，也正是作家们能赢得当时各阶层读者的青睐，并在广为流传后生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童话主题成为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的创作显现在社会批判性之外的质素，他们的小说以童话般的纯真，通俗的手法表现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与歌颂。从这个角度出发，学生必然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大潮中的独特性问题。

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10]可见，文学史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单纯的文学知识传授，不是文学技法的梳理和铺陈，而是为了让人深入探索人性，更新眼光，提升精神。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教学中注入童话活力，是外国文学教学中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尝试，这也说明，在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手段、方法的同时，丰富教学内容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W.Blair,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 2012:230.

^[2]  查尔斯·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下卷)［M］．智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90．

^[3]  Avery,Gillian &Julia Briggs, ed.,  Children and Their Books:A Celebration of the Work of Iona and Peter Opi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132.

^[4]  Sutherland,John.Can Jane Eyre Be Happy?More Puzzles in Classic Fi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68.

^[5]  Vielmas,Laurence Talairach. Moulding the Female Body in Victorian Fairy Tales and Sensation Novels.Hampshire,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1.

^[6]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77．

^[7]  聂珍钊．外国文学史》（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5．

^[8]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4．

^[9]  聂珍钊．外国文学史》（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2．

^[10]［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M］．张道真，等，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