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就是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对民族灵魂的密切关注，为此它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地抒写，以至发出怀疑和批判的声音。比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被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意识普遍沉睡甚至完全没有。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现在看来，主体意识在一些作家身上不但存在着，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突围。一些作家早就在抵制直接的、短视的，配合式的创作，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坚持直面地，大胆地写出真实，塑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由于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审美的立场，于是对人性人道的思考就往往会逸出“政治”的堤坝，无意中与“时代”抗辩，达成了某种超越性。这些坚守和努力，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洼地上的战役》（路翎）、《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红豆》（宗璞）等等，就都有突出的、鲜明的表现。

　　但事物总是复杂的和缠绕的，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奥秘也同样复杂。当时一些政治意识很强的、惟写工农兵和满足无产阶级政治需要的宏大叙事，其中一小部分成为了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者，在今天就依然拥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些成为改编者的丰厚资源，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对象，甚至偶像，这该怎么看？这不禁使我们思索：当时的“政治视角”对艺术来说，是否具有既束缚又无意中成全了它的艺术生命的两面性？新时期以来，“政治视角”几乎一度被作家们忽略或远离，事实上，政治是社会的焦点所在，要揭示一个时代的本质，不触及政治便是逐本求末。政治并非单纯地表现为国家制度、政党存在，在本质意义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另外，当时确有不顾作家的风格、个性和消化能力，一律赶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做法，但这并不能改变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真理性，事实证明今天深入生活依然是文学创新的根本性问题。当时把作家的生活体验性和亲历性强调到了极端，是否在造成拘泥原型之病的同时，“逼”出了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

　　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是变动不居的，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变化，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和张力。应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呼唤写真实，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反对直接的配合性写作上；七八十年代之交，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先是把焦点集中在能否说真话，写真事上，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才进入了发现人、关注人、尊重人，人是灵魂的层面。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最大的成就，也得之于此。现代主义也关心人，焦虑人的处境，但与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它对现实主义不无启迪。正是围绕着发现人、尊重人，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新启蒙的声音。

　　与现实主义精神相伴，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还在深入。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学仿佛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是大胆的自我更新，还是故步自封，是开放吸纳，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个考验。现实主义要不要在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丰富自己，要不要吸收域外的有益的哲学和文学观念，要不要在文化精神上向纵深拓展？回答是肯定的，因而有了一次腾跃。1985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孩子王》等。在全国其他刊物，还有许多重要的文本发表。《你别无选择》被有的理论家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品”，但我从小说所写音乐学院内在紧张的精神冲突中感受到的，主要还是“五四”个性自由精神在当代的回荡。《爸爸爸》回转身来，续接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沿着地域的河流，向着民族文化性格的根因追溯。而在莫言的《红高粱》里，作家有感于“种的退化”，重塑农民英雄形象，呼唤生命强力，复活民族的野性的游魂。对现实主义的发展来说，也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更为典型的文本，它作为文学上的柳青之子，可以明显感到它与十七年现实主义的血缘关联，路遥确实继承了不少东西，但是，他又有所扬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现代性视角，那就是对现代农民人格的呼唤和初塑。

　　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城市化、高科技化、网络化的急剧推进，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以至道德伦理情感。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就文学来说，现实主义还能不能向前发展？特别是对人的发现，这个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且不断深化的重要精神课题，今天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对现实主义来说，将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也应该是衡量一个大作家与凡庸作家的标准。事实上，在今天，作家选择时代，其实就是选择“人”，发现“人”，发现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近些年有的作品之所以有所深化，就在于更加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然而，对人的深刻理解与表现，又与深切的生活体验无法分开。网络的海量信息固然给写作者带来极大便利，但它永远不可能代替作者的亲历的感受和心灵的共振，因为那不是身上的骨头和肉，而创作需要生命的投入。

　　在今天，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的现实处境。人们常说以往文学的轰动效应，多是借助于敏感的社会问题，承担了自身以外的任务，现在文学才真正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现在的秩序才是文学的正常秩序，因而无须慨叹文学的边缘化。这样说当然是明智的，不无合理性，但也并不尽然。文学不能借此安于现状，看不到危机，满足于被动的生存。在今天，谁不努力展示自身的魅力，就没有谁的位置，这是很无情的。其实，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纯文学的销量和覆盖面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出版、青春文学、类型化写作、大众读物，在普通读者中拥有更大的份额，其销售量是一般纯文学无法想象的。像《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鬼吹灯》、《诛仙》、《杜拉拉升职记》等大众文化之作，或一些带有较强消遣性，娱乐性，猎奇性的书，正在创造发行奇迹。这些作品当然有它们满足大众需要和它生存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它们确也造成了阅读的分化，比如传统文学读者稳中有降。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应该怎样选择和认定自己的角色呢？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精神追求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向度上？究竟是向那些作品倾斜，为其所改造、所置换，削减原有的一部分功能，强化另一些实用功能，还是坚持原有的一贯稳定的精神价值，包括发扬现实主义的精神，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

　　诚然，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良知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消亡，我们大可不必悲观；但究竟文学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确也决定着文学的命运和存在的理由。现在作家的选择无疑宽广得多，自由得多，但这里仍有个对时代重大精神问题是否回避，仍然有高下之分和文野之分，厚重和轻飘之分。在我看来，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的灵魂和心史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越是这样，在这个物化的时代，文学就越是不可替代，就越有生命力。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社会、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同样也是一个与世界文化碰撞、融合、重构的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这不仅是作家创作的难得机遇，同样也是作家面临的最大困难。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每一个转型期和文化的融合期，恰恰也是文化兴盛的时期，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隋唐时期、五四时期。我认为，现实主义肯定是我们的选择之一。但是，现实主义怎样发展，却是需要探索的新难题。

　　当然，现实主义始终是一个争论不完的话题。除了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今天的人面临什么困境？应该怎样增大文学的精神性内涵？今天的大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廓清文学上的一些迷雾，对当下的文学的创新将是极其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