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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现实主义文学的持久生命力——论陈忠实的创作对柳青文学典型观的模仿与超越
发布时间:2013/7/25  阅读次数:1171  字体大小: 【】 【】【
  

追求现实主义文学的持久生命力[1]

——论陈忠实的创作对柳青文学典型观的模仿与超越

李晓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典型形象塑造关系着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因此,一切中外现实主义作家、理论家莫不重视典型问题。然而,对于典型的理解和阐释又不尽相同。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师承关系的柳青和陈忠实的创作来看,在典型问题的理解和表现上就存在着明显差异。柳青崇尚用“理想化”手法塑造能体现“时代特征”、具有教育意义的“英雄形象”;陈忠实尽管受柳青的影响,但并不主张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是突破那种主要根据人物的阶级属性来塑造形象的模式,充分描写和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努力塑造复杂、多样的艺术形象,显示了持久的生命力。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更符合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艺术标准,从而实现了对柳青的从模仿到超越。

关键词:陈忠实;柳青;现实主义;典型观;模仿;超越

塑造典型形象是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最高追求,因为它关系着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也十分强调典型形象塑造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恩格斯曾经说过:“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而对于典型形象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论者总是根据自己需要和理解赋予不同的涵义,给予不同的阐释。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师承关系的柳青和陈忠实的创作来看,在典型问题的理解和表现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柳青崇尚用“理想化”手法塑造能体现“时代特征”、具有教育意义的“英雄形象” 。而陈忠实的创作尽管受柳青的影响很大,但是,在典型塑造上不主张以人为拔高的方式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 ,而是突破以往那种主要以人物的阶级属性为主要依据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的单一模式,努力描写和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塑造出复杂、多样的典型形象,充分显示现实主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更加符合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艺术标准,从而实现了对柳青的从模仿到超越。

柳青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在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都非常注重典型的塑造。从创作理论上来看,柳青十分认同和推崇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论。他曾说:“艺术上的典型学说,从亚里士多德经过黑格尔到恩格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学说。”[2]并根据恩格斯的有关理论对典型性格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典型性格就是人物的阶级特征、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的相互渗透、交融和高度结合。也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从柳青的阐释来看,他对恩格斯关于典型形象理论的理解和把握还是基本准确的。

从创作实践上来看,柳青的早期创作由于还缺乏创作实践的磨练,存在着人物形象典型化不足的问题,他早期创作的题材虽然都来自真实的生活事实,但缺乏集中、概括、加工、提炼的典型化过程,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不够。例如《牺牲者》中的马银贵、《地雷》中的银宝、《废物》中的王得中等都是从人民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形象。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挺身而出,不怕牺牲,他们身上那种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共同的精神品质表现得十分突出。但是,这些作品对人物的个性刻画却显得比较单薄,说明柳青对这类人物形象还缺乏足够的了解。而柳青早期创作中的另一类人物形象,如《地雷》中的李树元、《在故乡》中的父亲、《土地的儿子》中的李老三等,虽然在个性特征方面比较突出,但又缺乏艺术的提炼和升华,所以也还没有达到典型的高度,来自生活还应高于生活。柳青早期创作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这些不足,反映出他对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要求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较好的把握。尽管如此,柳青的早期创作还是明显显示了关注现实、重视生活的现实主义特点。

然而,随着柳青创作的逐渐成熟和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畸形发展,他的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典型形象的阐释渐行渐远,柳青在典型形象塑造上的失误突出地体现在《创业史》中关于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上。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新型农民的代表,应该说柳青对梁生宝形象的塑造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梁生宝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通过买稻种、活跃借贷、进山割竹和接纳白占魁人社等一些典型事例的描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带头作用,使一个社会主义时代新型农民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尽管柳青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时也强调阶级特征、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融合,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还是思想大于形象。细心的读者会明显感受到在梁生宝形象塑造上存在着用抽象的尺度人为拔高的倾向,人物的一些言行不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作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 [3]而柳青的创作正好犯了这个毛病。所以,用典型形象的标准来衡量,梁生宝形象与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典型形象还存在着明显距离,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不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梁生宝形象的典型性和生命力。而且,由于《创业史》曾被普遍认为是当代“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的典范作品之一,因此,这种以理想化人为拔高地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倾向对其后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从“文革”时期所谓的文学作品中那种“高大全”、“假大空”的人物形象塑造模式上,多少可以看到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形象的影子。此外,在《创业史》中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例如徐改霞、高增福等也都多多少少存在着这种思想大于形象的理想化拔高倾向。

作为曾以柳青为师的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在典型形象的塑造问题上显然也受到过柳青的影响。但是随着陈忠实创作的发展和成熟,在这个问题上又表现出与柳青的明显不同,从中体现着对柳青的从模仿到超越。当然,陈忠实在典型形象塑造上的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柳青的从模仿到超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陈忠实早期的创作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明显反映着柳青等老一代作家的影响。在《早晨》、《第一刀》、《初夏时节》等短篇小说中,对年轻一代的描写还显得有些单薄,缺乏那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有力的描写,在他们身上还多少流露着《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的痕迹。例如,在《早晨》这篇小说中,描写身为复员军人的冯豹子从部队回来以后,一心扑在生产队的工作上,被选为队长,要带领大家脱贫致富。而身为支书的父亲冯老五却一心想让儿子进社办企业当工人。小说通过对冯豹子为改变冯家滩三队的落后面貌而与自己身为支书的父亲所产生的矛盾的描写,突出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作者在对冯豹子形象的塑造上体现的这种先进思想倾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作者对生活中的这类人物还不够熟悉和了解,所以,在对他们的描写和塑造时就难免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从而使这类人物显得不够真实。象冯豹子这类人物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的那样一个充满了各种诱惑和机遇的时代,面对这些诱惑和机遇,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那时的农村青年大都以能去工厂当工人,“吃商品粮”为荣耀和追求。因此,当冯豹子的父亲凭着自己的资历和关系,为他在社办企业求得一个指标时,冯豹子即使不去的话内心里也不会显得那样平静,而应该展开矛盾、激烈的思想斗争,表现出一种两难的选择。这样,才符合人物此时此境的心理状态。但是,令读者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写出人物的复杂、激烈思想矛盾,因而使这个人物在真实性上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多少存在着一些概念化的毛病,也就还不能达到典型的高度。从这些描写中,读者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冯豹子这个人物形象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形象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

陈忠实对青年农民描写的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农村里的这类人物相对来说还不够熟悉和了解。但是,他在小说里对农村中的老一代农民的描写和塑造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究其原因,还是缘于他对老一代农民的熟悉和了解。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他对青年农民形象的塑造不如老年农民形象成功的原因“还得归结到生活这个根本上头来。我在公社工作的十年里,分工做过宣传、蔬菜、养猪、文教、卫生、农田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惟独没有做过青年工作。接触最多的是中、老年干部,所以写起来对中、老年人物的脾性就熟悉一些,这一点简直做不得假。”[4]实际情况的确如此,陈忠实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形象生动的各类老年农民的形象,其中的不少人物形象都具有了典型的意义。

陈忠实在《第一刀》、《初夏时节》等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冯家滩三队的二老汉(冯景荣)这样一个由落后转向进步的老年农民的形象,从小说的具体描写中,使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人物所具有的那种较大的真实性,从而使他已经达到了典型的高度。首先,作者在《第一刀》中刻画了二老汉那种自私、势利的性格特点。在人民公社时期,二老汉就仗着与当支书的哥哥的特殊关系承包了渔池,干上了这样一件轻松而又颇有实惠的活计,过着高人一等的优越生活,自己也感到颇为得意。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吃惯了大锅饭的他,还想继续过那种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的日子。当他的作为队长的侄儿冯豹子向他说明渔池的承包制度要进行改革时,先是冷言相对,后又以撂挑子相威胁,继而是破口大骂。但是,当他冷静下来认真考虑过之后,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对抗社会发展的潮流,因此,也就只好去顺应这股潮流,同意按照新的承包章程办事。

在《初夏时节》中,通过对承包渔池的描写和对女儿婚事的考虑,作者进一步刻画了二老汉狭隘、自私、势利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对他的影响和冲击。小说中写道,尽管二老汉接受了新的渔池承包制度,签了承包合同。但是,多年养成的懒惰习性以及农民身上那种狭隘、落后的思想,使他对侄儿冯豹子还是耿耿于怀。同时,在对女儿小莉的婚事的考虑安排上,也反映出他的思想矛盾。二老汉嫌贫爱富,不愿意让女儿嫁给情投意合的牛娃,而要张罗着让长于说媒的刘红眼给小莉在条件比较好的城郊种蔬菜的生产队找一个殷实人家。但是,当侄子向他做了一番合情合理又体贴入微的开导之后,二老汉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冯景荣是一个受传统文化和伦理习俗影响很深的农民,非常注重实际,“他相信的,是他六十多年经过的世事”。但是,侄儿的一番肺腑之言又不能不对他的心理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侄儿产生敬佩之意。

总之,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二老汉从懒惰到勤劳的转变,也写了他的思想负担,对农村新政策的怀疑和观望,在某些方面与柳青的《创业史》对老一代农民的描写和塑造有相似之处。然而,陈忠实的小说创作毕竟已不是对柳青小说的单纯模仿,而是反映着时代和个人的特色。陈忠实笔下的人物对社会主义富裕生活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和切实的行动,而柳青笔下的人物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追求似乎只是停留在一种思想观念上,这也许就是两位当代文坛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在对创作的真实性的认识和对人物形象的把握、塑造上的明显区别。

在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中,还塑造了另一类老一代农民的形象,如《早晨》中的冯老五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时期,思想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变得保守、落后的人物形象。冯老五是冯家滩村的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二十多年极左政治环境下的干部生涯,使他成天跟着政策跑,既勤勤恳恳,又庸庸碌碌,既没给村民们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给自己捞到什么实惠,无情的现实使冯老五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对过去厌倦了,对现实麻木了。当自己已逐渐步入老年时,他终于意识到应该为自己谋点利益了。于是,凭借着自己的关系,从公社书记那里给退伍归来的儿子求得一个社办工厂的指标。思量着把儿女们安排好后,自己也就退下来了。然而冯老五毕竟是一个受党的教育多年的基层干部,当冯豹子被选为产生队长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带领社员们脱贫致富时,他对儿子的举措既非常关注又十分担心。当儿子向他介绍新的管理办法时,他不无担忧地嘱咐儿子要注意政策性。在这里,小说写出了冯老五既对现实的不满和厌倦,又放心不下的内心矛盾。作者对冯老五的这些描写尽管着墨不多,却非常符合这个人物在此时此境下的心理状态,同时,也概括了一大批象冯老五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的人生经历。因此,可以说冯老五是一个来自生活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有着较高的典型性和概括性。

经过多年的磨练,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终于突破了早期模仿的阶段,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标志着这种突破的主要作品就是长篇小说《白鹿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突破了过去的文学作品中那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单一模式和简单写法,也超越了他自己以往的创作,塑造出了众多复杂多样的、可以称得上文学典型的人物形象,从而将当代文学对典型形象的塑造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白鹿原》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中,用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标准来加以衡量,不少人物都已具备了典型的意义。尤其是游离于国共之间的这类人物形象,更是打破了以往人物形象塑造的模式,体现了明显的独特性和概括性,在以前作品中不曾出现。

白嘉轩是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也是陈忠实倾注了较大心血塑造和刻画的形象,在他身上较多地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人格理想。在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突破以往文学中那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简单模式,充分体现了陈忠实对典型人物形象的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既超越了柳青,也超越了自己以往的创作,塑造出白嘉轩这个真实、具体,复杂、多样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在小说里,陈忠实没有用阶级斗争的单一视角来规范复杂多样的生活本身,而是把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上,以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白嘉轩与各种各样人物的关系描写,多层次、多角度地来塑造和刻画这个人物,揭示他作为中国农民的独特的“这一个”。从职业身份来看,白嘉轩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从阶级地位来看,他是一个地主;从家庭关系来看,他是一家之长;从宗族关系来看,他又是一个族长,是一个集多重身份为一体的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个人物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而将他塑造成为一个既有丰富内涵,又有鲜明独特性的文学典型。

黑娃的形象在塑造《白鹿原》中也是成功的,堪称一个复杂而独特的艺术形象。作为中国农民中的独特的“这一个”,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他脾气性格的倔强和人生道路的坎坷。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黑娃从小就养成了叛逆的性格和气质并时时得以流露。比如他非常看不惯作为长辈的白嘉轩,当后者出于同情打算资助他去读书时,他却不耐烦地说还是让他去割草。黑娃不愿走父辈的老路,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后来当白鹿原上掀起农民运动时,他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就是十分自然的了。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黑娃性格中的独特性逐渐地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军阀混战期间他放火烧了军阀的粮库,国共合作时期又成为农协会的骨干分子。而政治风云的变幻使黑娃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迫使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后,黑娃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革命与反革命阵营之间来回摇摆。后来,在白嘉轩的人格典范和朱先生的精神魅力影响和感召下,他最终彻底皈依了传统。他的这种选择是其自身性格发展和环境影响的必然结果,因为,黑娃毕竟是一个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普通农民。作者通过对黑娃形象的塑造,即充分地展示了他性格的独特性,又深刻挖掘了造成他这种性格的文化背景,使之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和典型性。

在《白鹿原》丰富的人物画廊中,田小娥也是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这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典型。陈忠实将她置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来加以描写和塑造,通过她的悲剧性人生,意在揭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宗法制度、伦理道德和男权社会对广大妇女的迫害和摧残。小说对田小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剧性命运的揭示,是通过与她有关的各种人物关系的描写来展示的。首先,从小娥的家庭境况来看,迂腐而势利秀才父亲把她嫁给年老体迈的郭举人做妾,在郭举人家里,青春年少的小娥体会不到任何婚姻的欢娱和快乐,而仅仅沦为郭举人发泄残余精力和养生的工具。当小娥与黑娃的恋情败露后,她只能象一只被摁在砧板上的羔羊,任人宰割。可以说父亲田秀才和丈夫郭举人,都是小娥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在经历了一番坎坷之后,小娥终于和爱她的黑娃生活在了一起。从表面上看似乎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她的心愿,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他们的结合只是促使小娥在悲剧性命运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宗族制度是不会接纳他们的。即就是曾对小娥怀有真情的黑娃,从最后的结局来看,也还是从内心里背叛和抛弃了她。因此,小娥以生命为代价的追求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只是增加了她不幸命运的悲剧色彩。在田小娥与鹿子霖的关系中,她则成为鹿子霖卑鄙灵魂的镜子和罪恶勾当的筹码。鹿子霖既乘人之危,把小娥当作自己泄欲的对象,又将她作为与白嘉轩明争暗斗的工具。而小娥对此既无可奈何,又麻木不仁,从而在她那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剧性人生中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鹿三对小娥这个不合名份的儿媳深恶痛绝而根本不予承认,并最终残忍地剥夺了她的生命,为她的悲剧性人生画上了句号。而作为族长的白嘉轩对田小娥的态度则与众不同,他的貌似平和宽厚却极具威慑力。他对小娥的厌恶之情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但他并没有对小娥采取肉体上的强暴与凌辱,而是对她进行精神上的折磨和灵魂上的奴役。活着不让她进祠堂,死了也要她下地狱。对于在传统宗法伦理束缚下的农民来说,难得还有比这更令人心灵震颤的惩罚吗?

然而,田小娥形象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作者通过对她的塑造,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和人生内容,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复杂性和立体感。除了表现小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外,也描写了她的反抗和斗争并给予一定的赞颂。比如,她主动爱上黑娃,将郭举人用来养生的枣扔到尿里,将白孝文拉下水,把尿尿到鹿子霖脸上等,都是她性格中反抗因素的具体体现。此外,小说中还把田小娥置于白鹿原政治风云的背景上,表现普通群众对革命的理解和态度。从作者对小娥对待革命的认识和态度的描写中,使读者看到农民革命缺乏群众基础的现实,进而思考和探讨革命成败的原因。总之,陈忠实对田小娥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她既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妇女的代表,又是一个独特的“这一个”,她的存在从特定的角度透视了白鹿原上的众生相,折射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20世纪人类社会的最大进步不是别的而是摆脱了农民意识。我们似乎可以将这句话用于对陈忠实及其创作的评论上。尽管陈忠实是一个出身于农民的作家,但是,他通过长期的生活磨练和艺术实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认知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因而在《白鹿原》的创作中,他能够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摆脱时代、阶级和身份的局限来关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并对之进行艺术的描写和表现,特别是对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做了深入、广泛和独特的描写与揭示,塑造出了一系列性格鲜明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学典型,使他的创作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所取得了突出成就,超越了他所敬仰和学习的前辈作家柳青的创作,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恩列斯论文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07(1) 134.

[2]柳青.典型·才能·气质.人文杂志丛刊第1·柳青纪念文集[G].1983276.

[3]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恩列斯论文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07(1) 130.

[4]陈忠实.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陈忠实创作申诉[M].花城出版社.1996(1) 53.

The Pursuit of Lasting Vitality in Realistic Literature

   -------On CHEN Zhongshi’s Imitation and Transcending toward Literary Typical Vision of LIU Qing

                                                                                 LI Xiaowei    

                               ( TheCollegeofChinese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WNU)  

Abstract: The life of realistic literature lies in its typical portrayal. Typical portrayal is a serious concern that is often appealed to realistic writers or critics of ancient and modern inChinaand abroad .Nevertheless, writers and critics in different eras have taken sides on type issue. Put the creation of different stag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s cases, represented by LIU Qing and CHEN Zhongshi,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ypical problem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at LIU advocated in typical portrayal is the heroic images that embodi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and endowed educational value, as well shaped the image by “idealistic” approach. Influenced by LIU, in CHEN’s creation, he didn’t insist the type of big tall hero, but broke LIU’s pattern of creating images according their class attributes to shape diverse and complex images. CHEN’s innovation has shown ever-lasting vitality for he described and revealed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plicity of artistic images. His creation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artistic standards of realistic typical portrayal; thereby he realized the process from imitating LIU to transcending.

Key Words: CHEN Zhongshi; LIU Qing; realism; typical vision; imitation; transcending



[1] [基金项目] 2010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西部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与农民素质问题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三期三批创新团队项目“当代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研究(项目编号:NWNU-KJCXGC-SK03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晓卫(1957—),男,山西定襄人,文学硕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联系方式:手机:13669300216;邮箱:lixw@nwnu.edu.cnqq362320216

                                                                                                                                  刊于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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