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梁宗岱先生，是我国一位深受东西方文化浸润、陶冶的诗人、学者、翻译家。在他的求知生涯中，一位西方大诗人、学者对他的精神、学识有深刻、长久的影响。这位诗人、学者就是法国现代派文学大师保尔·瓦雷里。他们彼此在东西文化交流、渗透、相互影响方面，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他们之间长期、深入的交往，堪称佳话，值得我们珍视并长久记忆。

一

“忽然在一道悠长的闪电中站住了，举目四顾，认定他旅途的方向：这样便是你和我的相遇。”
       这是梁宗岱在巴黎相遇保尔·瓦雷里时产生的精神感触。
       1924年秋天，已在国内文坛显露才华的青年诗人梁宗岱，听从李宝荣老师“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中心——法国”的建议，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前身）读了一年之后，为追逐更高的人生与艺术境界，从香港乘船去往欧洲——那梦魂牵绕的陌生天地。
       到了欧洲，梁宗岱先后就学于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年青的梁宗岱以他聪慧的才智和不懈的努力，如饥似渴地大口吞噬着异域各方面的精神食粮。除去早在国内培正中学便已熟悉的英语外，他又学习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并能够用它们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但是，这精神食粮虽使他获得丰富的营养，可毕竟是别人的。自己的呢？什么是自己的呢？年轻的中国诗人到欧洲两年以后，在当初的兴奋高潮消退后，甚至开始怀疑在此有什么意义。他“整个人浸在徘徊观望和疑虑中。”
       这时，保尔·瓦雷里——法国当代著名诗人——深深吸引和影响了梁宗岱。
       首先是他的诗，接着是他的整个人，在梁宗岱“意识和情感的天边出现”，“使我对于艺术的前途增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据梁宗岱先生后来撰文介绍：保尔·瓦雷里在大学时代便突现出他的诗歌天赋，当时就有报纸预言：“他的名字将在人们的口头传颂。”但在结束法学院的学业，获得法学士学位的前后，一种柏拉图式的清心寡欲情绪控制了他。1892年9月他同家人前往热那亚度假，在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可怕的夜晚”，他决定放弃诗歌和爱情，献身于“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
       这一别诗歌便是二十多年。在此期间，瓦雷里在国防部、哈瓦斯通讯社等处工作，但求知和深思的习惯，已成为他的生命根源了。在这二十余年中，瓦雷里一方面致力于从前在学校时格格不入的数学，一方面更在想象中继续他的真的追求与美的创造：数学是训练他智力的弓；柏拉图教他深思；达·芬奇和笛卡尔教他不仅深思而且要建造；贝多芬等音乐大师教他怎样使诗情更幽咽更颤动；拉·封丹、拉辛、马拉美教他怎样用文字来创造音乐……
       “是的，梵乐希（瓦雷里旧译名，下同）这二十余年的默察与潜思，已在无形中，沉默里，长成为茂草修林了；只待一星之火，便足以造成辉煌的火的大观。”
       这一场大火终于引发。在他的好友——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及其他友人再三催促下，瓦雷里答应将自己青年时代的诗稿结集出版。在付印前，他想写一首40行左右的短诗附在后面，作为与诗神永别的纪念。可这小诗的想法如一星之火，使瓦雷里一发而不可收，燃烧成一首五百余行的长诗——《年青的命运女神》。
   　这首诗对法国知识界的震撼之大，影响之深是惊人的。一位评论家称：“我国近来产生了一桩比欧战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尔·瓦雷里的《年青的命运女神》。”一首诗竟比一场战争更重要，可见其受推崇的程度。
       在爱好文艺的社会里，无处不听到此诗的回声。许多诗人学者甚至以相互背诵该诗为乐。巴黎有名的杂志《知识》举办了一次“谁是法国今天最大诗人”的选举，瓦雷里被读者不谋而合地选中了。
       1924年冬天，法兰西学院院士法朗士逝世，位置出现空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瓦雷里——这位集象征派大成的诗人，成了生平反对象征派最力的法朗士先生在法兰西学院的继承者。但一些评论家却指出，保尔·瓦雷里加入法兰西学院，与其说是他的荣幸，不如说是法兰西学院的荣幸。是的，许多的天才人物，并不那么为官方接纳，这同时也使天才的光辉无从照耀那森严的门垒。

二

梁宗岱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这样的时刻与保尔·瓦雷里相识的。一位在巴黎大学的美国朋友作了他们之间的介绍者。瓦雷里以他的诗以及整个人，给了初识的梁宗岱极深的印象：
     “瓦雷里为人极温雅纯朴，和善可亲，说话亦谆谆有度，娓娓动听。”
     瓦雷里也颇赏识这位年轻的中国诗人。
     “我第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是梁宗岱先生。他年轻而且漂亮。他操一口很清楚的法国话……
     “梁先生带着一种兴奋和我谈诗。一说到这崇高的问题，他便停止微笑了。他甚至透露出几分狂热。这罕见的热情很使我喜欢。不久，我的喜悦变为惊诧了，当我读了，立刻再读，梁君放在我眼前的几页纸后。”
       瓦雷里读了梁宗岱用法文和英文写的诗作后，大为赞叹。由诗、音乐、绘画这些艺术题目入手，他们长时间、深入地进行了探讨。瓦雷里无保留地真诚议论和精辟见解，给梁宗岱思想以重要影响，使梁宗岱的生活道路有了改变。
       梁宗岱向这位大师倾述了自己的困惑和疑虑，保尔·瓦雷里告诉他，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吸取西方文化，要从其精义入手，而不是也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门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的见解给了梁宗岱以启迪，使他豁然开朗。于是，梁宗岱决定放弃攻取任何学位，潜心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听课，广泛吸取文化营养。认真阅读，同时进行翻译和写作。
       因为保尔·瓦雷里的影响和鼓励，梁宗岱开始将自己用法文或英文写的诗歌向一些著名杂志投寄。不久，著名的《欧罗巴》、《欧洲诗论》等杂志刊登了他的诗。大作家罗曼·罗兰读了这些诗，十分赞许。由此还引发了梁宗岱与这位他崇敬的作家的一段交往。
       除去自己写诗而外，梁宗岱还将自己喜爱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优秀之作译成法文或英文，献给热爱诗歌的法国人民。1928年寒假期间，梁宗岱将自己最喜爱的中国大诗人陶渊明的十几首诗和几篇散文译了出来。译毕之后，他将这些诗文寄给了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阅读后立即给梁宗岱回信，对他寄来的作品表示极大的赞赏，并希望这些诗文交《欧罗巴》杂志发表。

　　梁宗岱当时所有英文或法文作品，都是交瓦雷里评定的，所以他又带着这些诗文去征求瓦雷里的意见。
       保尔·瓦雷里读了这批译作，也十分喜爱。他劝梁宗岱将这些诗印成单行本，并且答应为该诗选作序。这样，现代派诗人瓦雷里因为梁宗岱的介绍，认识了中国古代大诗人陶渊明。
       保尔·瓦雷里先生在这篇著名的《法译“陶潜诗选”序》里，除去表现出对梁宗岱的赞许外，还以自己的感悟、理解和阐发谈到了我们这个民族：
     “中国民族是或曾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唯一在从前敢将政事委托文人，而它的主人翁夸耀他们的笔胜于他们的权杖，并且把诗放在他们的宝藏里的民族。”
       论及陶渊明的诗，他赞赏道：
     “现在，我只须把这思想引申下去，便可以归到这本书上了。极端的精巧，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永远要走到一种自杀：在那对于朴素的企望中死去；但那是一种渊博的，几乎是完美的朴素，仿佛一个富翁的浪费的朴素，他穿的衣服是向最贵的裁缝定做，而它的价值你一眼是看不出的……”
       这对陶渊明的评价的比喻，真正贴切到了极点。谁不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这种“完美的朴素”和“浪费的朴素”呢？
       对于梁宗岱的译文，瓦雷里先生这样评价：
     “无疑地，诗人们一经翻译，便差不多全失掉他们艺术的本质，但我信任梁宗岱先生那曾经屡次使我惊喜的文学意识，深信他必定已经在两国文字的大差异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将原作传达给我们了。”
     “正因为他是中国人，梁君必然地比一个欧洲人，一个法国人，甚至比一个法国的文学士更善于推测、摘发，企图去袭取和变为己有这些优美的方法，这些宝贵的滥用：把粗劣的文字化为美妙的演习的材料，而从中提取那太纯洁太悦人的物品，把一个字做成一块难得的宝石；把一句诗做成一个确定的结构，它的固有的完美包含着一个不朽的愉乐的永久事件。”
       虽然当时梁宗岱才二十三四岁，保尔·瓦雷里已五十多岁，但瓦雷里对梁宗岱的欣赏，梁宗岱对瓦雷里的崇敬，使得双方的交往十分契合。在欧洲留学的后几年，梁宗岱以一个孜孜不倦的异国求知者，常常追随在瓦雷里左右，“瞻其风采，聆其清音。”瓦雷里常常向梁宗岱叙述自己少年时的文艺活动，或带着深情颤诵韩波、马拉美等大诗人的作品，甚至欣然告诉梁宗岱自己的诗作构想以及创作体会，并且蔼然鼓励梁宗岱在法国文坛上继续努力。这一切，使得梁宗岱对艺术前途增加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1927年秋天的一个清晨，保尔·瓦雷里与梁宗岱在绿林苑散步。在木叶始脱、朝寒彻骨、萧萧金雨的情境中，瓦雷里向梁宗岱启示自己长篇名诗《水仙辞》的意境。那讲述深深感染了梁宗岱，他当天晚上便写信给瓦雷里，描述自己的领悟： “水仙的水中丽影，在夜色昏暝时，给星空替代了，或者不如说，幻成了繁星闪烁的太空：实在维妙维肖地象征那冥想出神的刹那顷——‘真寂的境界’——在那里心灵是这般宁静，连我们自身的存在也不自觉了。”
     “在这恍惚非意识，近于空虚的境界，在这‘圣灵的隐潜’里，我们消失而且和万物冥和了。我们在宇宙里：宇宙和我们的自我只合成一体。”
     “这样，当水仙凝望他水中的秀颜，正形神两忘时，黑夜倏临，影像隐灭了，天上的明星却一一燃起来，投影波心，照澈那黯淡无光的清泉。炫耀或迷惑于这光明的宇宙之骤现，他想像这千万的荧荧群生只是他的自我化身……”

　　激动之余，梁宗岱将这首三百多行的长诗译成中文，同时译出了保尔·瓦雷里年轻时第一次发表的另一首《水仙辞》，寄回国内，刊登在著名的《小说月报》上面。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水仙辞》的单行本。通过梁宗岱，这位法国大诗人的作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深入地知晓这位大诗人，梁宗岱于1928年6月初，在巴黎完成了一篇全面介绍瓦雷里生平、人格、艺术的长文《保尔·瓦雷里先生》，从中可以清楚地读出梁宗岱对保尔·瓦雷里的崇敬和精深见解，这是我国至今对这位大诗人评论的最精美文字之一。

三

1931年9月18日，当梁宗岱带着拜访大作家罗曼·罗兰的欣悦心情回到瑞士日内瓦时，却听到了“九·一八”事变沈阳陷落的消息。祖国遭难，再没有比这更能唤起年青的热烈的心了。梁宗岱立即赶回巴黎，购买回国船票。
       离开法国前，梁宗岱去向自己的精神向导——保尔·瓦雷里告别。瓦雷里叮嘱他一定要再来法国，并希望他继续保持联系。梁宗岱带着异国传递给他的精神火炬，带着永难割舍的人类柔情，回到了灾难深重但又令自己深切向往的祖国。
       回国之后，梁宗岱仍然与瓦雷里保持着通讯联系，但他终于没能再见到这位大师。1945年7月，保尔·瓦雷里逝世。就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境况中，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仍坚持为这位艺术大师举行了国葬。
       在保尔·瓦雷里歌咏过的家乡赛特海滨墓园，人们立碑以为永久纪念。碑上铭刻着瓦雷里名诗《海滨墓园》第一节最后两行：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这是多么辽远，又多么深长的人生喟叹啊！
听到保尔·瓦雷里先生逝世的消息，梁宗岱极为悲痛。据其夫人甘少苏先生回忆，为此梁宗岱整整哭了三天，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心情抑郁。
       因多次交往，梁宗岱先生保存有十余封保尔·瓦雷里的亲笔信。但这些珍贵的信件在“文革”中连同罗曼·罗兰的六封信及题签照片等被毁之一炬。意外留存的，只有两封夹在一部字典里而得免于灰飞烟灭的影印件。
       1979年，梁宗岱先生的学生，同事黄建华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时，认识了法国常驻代表团长弗·瓦雷里。他就是保尔·瓦雷里的儿子。黄建华曾在巴黎国立图书馆里，见到瓦雷里的手稿几大卷以及他和各国作家通信集多册，唯独缺少他与中国作家通信的存件。黄建华便将该情况汇报给中国常驻团长钱李仁并告知梁宗岱。梁宗岱先生立即将这两封信的影印件交给他们带往联合国。
       1980年元旦，驻科教文组织各国外交官互赠礼物。钱李仁团长便将这影印件送给弗·瓦雷里团长。弗·瓦雷里第二天便写信致谢钱李仁团长：
“亲爱的中国朋友：
……
我特别想向你说的是，我怀着多么大的兴趣并多么激动地接读家父从前写给梁先生的信的影印件。
       家父对中国非常钦佩，他曾经预感：中国会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自己能够体会法国精神和中国精神之间的亲近关系……

如果你能够的话，请转达我对梁先生的感激之情……”
得知此消息，八十高龄的梁宗岱先生热泪盈眶。这段佳话便有了意外而完满的余音。

四

梁宗岱一生受保尔·瓦雷里的影响是极大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但是影响我最深澈最完全，使我亲炙他们后判若两人的，却是两个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极的作家：一个是保尔·瓦雷里，一个是罗曼·罗兰。
       因为秉性和气质的关系，无疑的，瓦雷里影响我的思想和艺术之深永是超出一切比较之外的：如果我的思想有相当的严密，如果我今天敢对于诗以及其他文艺问题发表意见，都不得不感激他。”
       在梁宗岱先生的眼里，保尔·瓦雷里是这样地位的诗人：
“古今中外的诗人中，还有比歌德和瓦雷里所受的科学训练更严格更深厚吗？”
       “至于瓦雷里晚年的诗如《年青的命运女神》，如《海滨墓园》，音乐和色彩之丰富浓郁那么远超过英国的济慈……”

梁宗岱先生早年的诗作，风格轻盈自在，后来作品行文却浓郁而绵密；尤其思想的深刻和艺术见解的精辟，从中可以清楚见出保尔·瓦雷里深切而广远的影响。
       梁宗岱先生后来所写的艺术论文中，几乎篇篇有保尔·瓦雷里文章的引文，有瓦雷里思想的渗透。在他的两部美学论文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的18篇文章里，梁宗岱将瓦雷里的文章译出收录进正文的就有3篇；直接研究瓦雷里的文章又有两篇，影响的深挚可说是无第二人。　　梁宗岱先生知识之渊博，理论之深湛，译笔之严谨传神，在我国知识界是有口皆碑的。这成就除去梁宗岱的秉赋与勤奋而外，保尔·瓦雷里——这位法国诗人及学者的深刻影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今天，我们来温习这两位中外艺术家交往的佳话，对于开拓胸怀，认同文化的交流及相互渗透，无疑会有启迪作用。两位艺术家交流中所迸放的精神火花，使我们感受到精神、文化交流之必要、必须。这些在今天或许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