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先生学术访谈录

乐黛云 ¹   李晓卫²

(1.北京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100871；2西北师范大学文学史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提   要】在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都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前提下，也还存在着一些在观念上和实践上亟待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本访谈约请中国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乐黛云先生就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意义、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素质、以及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普及与提高和如何看待在高校教学中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合并等问题，谈谈她的独特见解，以期促进比较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发展。

【关键词】       乐黛云 ； 比较文学   ；研究与教学现状 ；     访谈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专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之桥》《自然》等，编著有《中西比较文学教程》《比较文学原理新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世界诗学大辞典》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晓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从事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

李：乐老师，您好！《甘肃社会科学》杂志近几年搞了一个学术名家访谈的栏目，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我作为您的一个非正式学生，受《甘肃社会科学》前主编董汉河先生的委托，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有关问题向您做一个访谈。我了解到，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带头人，这些年已有一些人就比较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向您进行过各种形式的访谈，如《外国文学研究》的邹建军先生等。但是，我也看到在他们对您的访谈中还有一些没有涉及到的问题，有些方面与我的角度和思路也有明显不同，而这些问题又都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中值得关注和需要做出解答的。所以，我想请您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一、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意义

首先，在当前的文学研究思路、方法多样化的背景下，请您谈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独特意义，比如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对我们从事欧美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

乐：这恐怕得从当今全球化的形势讲起。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文化霸权主义，它希望用某种文化来覆盖其它各族文化。如美国鹰派就想用他们所理解的人权、民主等一套观念来改变世界，达不到目的，就不惜发动战争或颠覆他国政权。另一方面，从文化孤立主义发展而来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同样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伟大的，一成不变，抵制一切外来的影响和内部改革的要求，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这两种倾向对人类文化发展都是很不利的。与他们相抗衡的，是反霸权、反战争的广大人民。不管是文化霸权主义，还是文化原教旨主义都会引起文化冲突，乃至武装冲突，最后导致多元文化消亡，以至人类的毁灭。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不同的文化的互相理解、沟通，保持不同文化的特点，也就是多元文化的共存。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对话，没有对话就只能对抗，对抗的结果就是战争。对话有各种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对话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有不同的文化框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互不了解，对话就很难进行。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来谈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学并不只是一种文学与另一种文学的比较，它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这种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能沟通不同文化的文学，使得不同文化的特点能够发挥，而不是被掩盖。所以，比较文学在当前的意义，比过往的意义要大得多，它是正在兴起的新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保持多元的人类文化，以人为本，以人为大，以文化发展为核心，那么，沟通不同文化中人类心灵的比较文学就会起很大作用而得到很大发展。现在比较文学的精神已逐渐渗透到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一些其他人文学科。例如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不可能离开比较文学跨文化对话的精神。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主要还是它能对我们国家的文学发展有帮助，对个人的修养有帮助。杨周翰老会长早就说过，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如果和英国人一样，沿着他们的路子去研究英国文学，恐怕很难超过他们而有新的创造。如果一个中国人从中国文化出发来看英国文学，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境界。我在加州大学时，杨周翰先生去做了一个学术讲演，他讲莎士比亚。我当时觉得他在一个美国学校里讲莎士比亚，恐怕很难哪，结果他讲得非常成功。他从中国文化的观点，特别是中国文化对死亡的看法，来讲《哈姆雷特》和《李尔王》。这是国外的师生很少想过的角度。结果引起很大轰动！当时，伯克利加州大学英文系主任是斯蒂芬·格林伯雷，他是提倡新历史主义的重镇。所谓新历史主义就是要用新的角度、新的不同文化的观点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作家、过去的作品。杨先生正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我当时印象非常深，深感我们研究外国文学也不能离开中国文学，得有一个中国文学的底蕴，我们过去的一些学者，象朱光潜、钱钟书、宗白华先生，他们都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造诣。所以研究外国文学时他知道问题在哪，知道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我们总是要有选择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研究外国文学，还是研究中国文学,都是有一个跨文化的文学研究的任务在那儿。研究中国文学也是这样！研究现代文学没法不讨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古典文学没法逃开怎样用今天的观点去解释古典文学。例如研究《诗经》，不能把它封闭起来，永远不变。必须要有新的、现代的解释，而现代的文学观点就已有许多西方的因素在其中。因此，今天的文学研究可以说都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研究。

李：这就是一种新的角度，新的思路。

乐：对呀！这个新的思路里面就已经混杂了许多西方的观点。在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学了许多中国的、西方的东西，这是一个现代的观念。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精神必然渗透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包括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的研究之中。没有这种精神的渗透，任何文学研究都很难发展。这在去年复旦比较文学研究所跟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合办的论坛中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

李： 他们是每年一次，还是每学期一次？

乐： 大约是每年一次。文艺理论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诗学背景，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各国文艺理论的总和，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文学理论，应该是世界各国不同文学理论总结出来的现象和规律。以前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纪延曾多次讲到，如果文学理论里没有中国的声音，那这个文学理论就是不全面的，是蹩脚的。如果是真正的文学理论，就一定能够不仅涵盖，而且可以从不同文化的角度解释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所以，不管是文学理论、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都是跟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文学研究也就很难发展，很难开创新的局面。

二、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

李：第二，从比较文学的现状来看，确实已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与20年前的80年代相比，真是今非昔比，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对比较文学还是有非议，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等看法，这样的观点过去有（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现在也还有一些人持这样的看法。乐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

乐：这个问题首先是对“危机”的理解，到底什么是危机？危机是一个学科或一段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会产生各种问题，必须要有所解决。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不同危机的解决而前进的。危机的出现正说明大家对这个学科及其历史不断地有总结、有回顾，考虑到很多问题，酝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解决了或初步解决了或大家有了新的看法，这个学科就可以前进一步，所以危机并不是一个坏事情。我觉得正是因为不断有危机，中国比较文学才发展得很快。没有危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发展，很难有一个飞跃。比较文学是一个新的学科，总会有各种观点，各种可能性。和一个很成熟的、有非常固定的轨道的学科不太一样，特别是现在，比较文学的确正面着临着新的发展。

比较文学起源于法国，主要内容是影响研究、文学关系研究、文学的旅行，文学从一个地方发展到另一个地方等等，这是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5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学派兴起，由于美国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比较强调从不同的文学里看到共同的东西，如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情节等等，这是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现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你提纲中提到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要义是考虑在全球化人类不同文化对话的形势下，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文学沟通人性的特殊作用。面对这种情况，很多人还是用老的定义和老的眼光来看待比较文学。而不能真正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把比较文学看作是跨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研究，是一种对话。文学对话比别的对话更有利，因为它通过精神的、人与人心灵的交往，追求真善美，而不是只追求功利。通过人们心灵的沟通，对好多事情就会有新的看法，就会使得一些原有的对抗，如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抗、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抗等有所缓解。当然不是说这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如果对比较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就会觉得现在比较文学面临的不是危机，而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因为它适应全球化的形势，适应新的人文精神的要求，它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来化解对抗，争取和谐。

李：也就是说危机这种说法实际上对比较文学来说是有好处的。

乐：对，也就是来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李：也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的一种动力。

乐：今天如果我们对比较文学有一个正确的新的理解的话，应该强调的，是发展的趋势而不是危机重重的趋势。

三、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

李：第三，乐老师，从现在比较文学发展来看，您觉得中国的学者在哪些方面还能够做出一些开拓性的贡献，以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

乐：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文学研究发展的形势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的定义统一起来看的话，就比较好说了。对话，首先要有共同的话语，也就是共同的游戏规则。如果你用踢足球的规则来打羽毛球，那两个人就没法对话。所谓的话语是discourse而不是language，语言相通也不一定就能进行真正相互理解的对话。例如一个中国人跟一个非洲人，虽然都能讲流利的英语，也在讲同一个问题，但若双方的文化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共同的话语，仍然很难沟通。我们现在常常是只能用已经熟知的西方话语来言说。如一百年来，我们已经通行的“主题”，“结构”这些文学话语，多半不是我们古代的话语。但我也并不认为这种状况就是一种“失语症”。中国文学吸收了很多外国文学的术语、概念和理论，这是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进展。如果抹煞这一百年的对话的历史，我们将不知如何对话。但不能只停留在这个阶段，必须在共同的比较长久的对话中形成出自双方文化的、新的、互相能理解的话语，这正是当前比较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不可否认，目前我们还是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一般来说可能中国学者对外国的理解远多于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理解。你随便找一个外国大学生来问：你知道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他可能什么也说不清楚，可是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生对西方的文化、文学可能都会知道一些。

李：对，现在我们的研究生写论文时也是这样。西方的理论都比较清楚，一套一套的，但是说到中国的就反而不是那么清楚了。

乐：所以现在必需要扭转过来，你看过去的那些文学大家，都是从中国文化出发的。钱钟书也好、朱光潜也好，中国文化底蕴都很深厚。这样，在面对西方文化时，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吸取什么。我以前有个学生，是比较文学研究所成立时的第一个助教，1987年去了法国，生活了很多年。我问过她一个问题：你在这儿呆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你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能超过钱钟书先生、陈寅恪先生他们吗？他们只待了三、五年就走了。经过这么多年，你觉得你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会不会超过他们呢？她说这不大可能。因为如她所说，她自己的中国文化底蕴不够，没有读过很多中国书，连《文心雕龙》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念的。因而不清楚对中国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因此也不知道法国文化中哪些对我们最重要!她深感自己需要补课，特别是补中国文化课。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我们从小就对中国语言文化有基本的了解，同时，我们对西方文化也有一定了解，至少比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要多。所以我们就有一种优势，能够在两种文化的对话里显示出我们的特色来。最根本的条件是你不能只依靠外国。一定要鉴别一下，研究一下，从中国来看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的理解跟他们的理解有什么不同。这就必须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的底蕴。费孝通先生讲过，你是中国人，你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什么，它的种子是什么？你总是在中国文化这一棵树上开花结果的，如果你不了解种子是什么，那就不知道会开出什么花，也不知道会结出什么果，那很多东西就是白费了。所以，我就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很差的，因为时间都用去干革命了嘛！

李： 对，有很多历史原因。

乐：也就是说要重新好好学一些东西，古代的要好好学，西方的也得好好学。西方的东西也不是你拿一个概念或者用一种方法去做一通文章就行的。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谱系，了解它古代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是怎样发展的？为什么今天结出这样的果实？来龙去脉都要搞清楚。如果我们能按照比较文学的人文精神把这个问题处理好，那我觉得我们会做出很大成绩，对世界文学会有独特贡献的。

李： 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远没有我们对他们了解多。

乐： 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优势。只要我们发挥得好。

四、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素质

李：接下来第四个问题，我想请您谈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研究者的素质问题。从事这个学科研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我觉得，拿我来说严格地讲还不具备这方面研究的素质，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

乐：什么素质都不是天生的，都是逐步形成的。

李：象您提到的钱钟书、朱光潜这些影响比较大的学者，从比较文学发展多少年来看，我感觉好像没有多少人能超过他们。包括您的那位学生，她说她也无法超过那些学者。您能不能结合经验，体会，谈谈对这个问题认识？

乐：说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素质，这的确跟从事古典文学不一样，跟一些研究国别文学的学者也不太一样。我觉得最根本的是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兴趣。能够广泛地去了解别人和欣赏别人，而不是一下子就轻易否定，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能对别的文化和文学去欣赏和爱好。而没有真正爱好是很难做好学问的。你做这行必须要爱这行才行，如果你只是为了做论文，只是为了功利的目写文章，那是做不好学问的。所以，要说素质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胸襟以及兴趣。做文学就要喜欢文学，要爱这一行。如果你并不爱这一行，只是为了拿学位，那恐怕是很难做好的。

                 另外，必须要有良好的外文基础，至少要学两门，现在有些学者强调学比较文学的学生要会希腊文，拉丁文等，我觉得这当然好，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许能做到这样，但对你们来说我觉得要求高了一点。时间总要用在刀刃上，现在什么都缺嘛！要学一门拉丁文、希腊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花很多的时间。有的人有兴趣可以学，而且有很多好处，但并不一定是当务之急。我说要有广泛的外语知识，是说你不一定懂希腊语，拉丁语，可是你至少要懂两国语言，而且其中一种要很精通。就像歌德讲的：除了了解你自己的文学外，你必须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也如马修·安诺德所说的：你要真的研究文学，就必须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而且这个文学离你越远，对你越有好处。对于比较文学者的素质来说，这个很重要。另外，我想，研究比较文学的人看的书可能要比别人更多、更广泛。你必须古今中外都要了解一些，当然也要有重点。

那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师呢？我想这首先是个时代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有20多年没有念书，搞运动，有时你整人，有时人整你。当人家在念书积累知识的时候，我们的时间都浪费掉了，补都补不回来的，20多年你怎么补？后来，你们这一代好一点，比你们更大一点的也是下放啊，什么黑龙江兵团呐，插队呐，也是浪费了十年、八年的。而且，我们的教学计划一直没有走上正轨，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很多时间不是用在刀口上我们现在的学习方法也不理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本《学习的革命》。现在就要大量利用电子数据，好多东西你一查就可以知道，不用去背它、也不用去做卡片。那时候我们大量做卡片，然后再一个一个翻，很费工夫。当然那比查电脑要印象深，可是浪费的时间太多了，简直不成比例。所以现在一定要学会在电脑上查资料，一直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前人著作，毕业论文都有哪些东西，那样就省了多少事。一个人做学问总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不要从人家的脚下再开始往上做。那你多浪费时间啊！你做了半天，人家都已经说过了，做论文这一点是很吃亏的。

再说，这个时代就不是出大师的时代，不光是文学，哲学大师、史学大师也很少，即便是在外国也很少再出现黑格尔、康德那样的大师。如果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必然的现象。后现代主义提倡弃中心化，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充分发挥出来，都可以是中心。然后在某时某地起一定作用，过去就过去了，它可能会融解在别人的新的思想里面，起一定作用，可是他不一定会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不一定会作为系统不断地存在下去。同样，学派也应有它自己的系统。现在不少人提中国学派。有了一个学派，你就有一个自己的谱系。跟它完全没有关系，或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不能为它所能包容，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边界，很多东西是它所不能包容的。什么东西都包容就不成其为学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草稿片段》中说：“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要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实际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者。”也就是说，在今天，很难建构起完整、扎实，被广泛认同的学派。另一方面，学派既难以包容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就可能慢慢封闭起来，也就难以发展，难以融入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中去。当然，几个人在一起，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理论，也可以被称为学派，如康斯坦斯学派，可是显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巩固，那样永久。因为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

五、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普及与提高

李：乐老师，那我接着问第五个问题。从这些年比较文学发展来看，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把比较文学普及化。象刘献彪先生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来看待普及和提高这个问题？比较文学应该是一个精英文化呢，还是一个大众文化？

乐：对于这个问题，比较文学界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有的人认为比较文学不是多数人可以做的，只能是少数精英去做。因为它要求古典的希腊文、拉丁文，以及不同文化的文学知识和欣赏能力，只能很小一部分人去钻研。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比较文学应该是可以有很多人来做的，而且对社会，对人文能够起很大作用的一门学科。如果把它限制在很少的一部分人里边，当然也可以做出成绩来，可是它不能像我刚讲的那样，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成为一个在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学科。所以，我们一直讲新人文精神，比较文学应该对人文精神起重要作用，应该对广大的老百姓有好处。现在的毕业论文的题目也是越做越小，我不知你们那怎么样？毕业论文应当是一辈子安身立命的东西，以后在你这一生都会起作用。如果题目很小，当然你可以把它研究得滚瓜烂熟，但如果你将来要去教书的话，这一点点并不一定能起什么大作用。所以不能把比较文学限制在一小撮精英分子的、甚至只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那样一种学科里面，因为比较文学不是这样的学科。要是研究甲骨文也许这样还可以，也可以有成就，也可能很轰动。可是比较文学不是这个路数。我们说普及，也不是说大多数人都能掌握这门学科，这不太可能。我们只是需要让比较文学的精神对大众有益。因此，普及很重要。我很欣赏陈惇、刘献彪、王福和领导下的这支比较文学教学队伍，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将比较文学普及到大学的其他学科，如理工科。王福和教授在浙江工业大学讲授比较文学，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不论中外，比较文学对人的素质教育都会有所帮助。他们还将比较文学普及到中学，帮助中学教师在文学教学中用一种的国际观点来思考和教学。中学语文教材本来就有很多中外文学作品，怎样使之融会贯通，的确也需要一种比较文学的精神。

普及比较文学精神还有很多方面，例如我们和法国有一个合作项目，题目是“远近丛书”，对一些普通人关注的日常人生问题，进行跨文化对话。例如“生死”，“情”、“夜”、“味”、“梦”等。法国人怎么看，中国人怎么看。用最通俗的话语讲个人的感受和经历。法国人写一半，中国人写一半，合成一书，五万字一本，双语出版，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学教师、大学生。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的跨越，从来还没有中国人、法国人在一起谈论过这些人生大问题。这套丛书出了14种，法文版在法国都卖完了，意大利的出版社还买了版权，译成意大利文出版。这种跨文化的对话，是非常有趣的。

总之，比较文学可以是一种高深的、属于精英的学问，同时它确实又是培养国际精神，提高人文素质，促进跨文化沟通，有益于大众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

六、关于在高校教学中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问题

李：乐老师，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从高校里的教学实践来看，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教育部把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两个学科合并以来，一直就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些人赞成，有些人不赞成，那么从现在的教学实践来看，实际上它基本还是分开来讲的。比如我们学校里面开设的这个课程，还是叫外国文学史，我们准备从下一届开始把比较文学开成本科生必修课，以前都是按选修课开的，而外国文学史则是一直是作为必修课开着的，也没有受教育部那个学科合并的影响。所以我想再请教一下乐老师，这两个学科这么合并以后，对教学实践的影响您是怎么来看待的？

乐：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有很多争论。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当然有很大关联，但是，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也有很大关联。从实质上来看，比较文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和文学理论一样，应是涵盖各种文学研究的学科。外国文学有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等，它们和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一样也都是独立学科。比较文学怎么会和外国文学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而又归属于中国文学这个一级学科呢？

我想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条件问题。过去很多文科系都要讲外国文学，但绝大部分不是由外国文学系开设，而是由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研室开，你们也是这样吧！

李： 是这样的。

乐：“外国文学”历来是一个课程，而不是一个专门学科，也没有这个学科的博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外国文学专家，只能说我是英国文学家、德国文学专家。照常理说，应该是德国文学专业的人来讲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专业的人来讲法国文学，才是最合理的。但是，外国文学的范围相当大，不但要讲欧美文学还要讲非洲文学、印度文学、拉美文学、日本文学、东南亚文学、阿拉伯文学等等。每一部分都安排一个该地区的文学专家来讲，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多少年来，各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研室起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还要长期继续下去。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合并不是从学科理论上来讲必须合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便于管理。合并以后，是不是说这两者就合为一体，变成合金了呢，我想也不是，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这个合并的好处是什么呢？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可以更多地了解比较文学，考虑到如何将比较文学的精神贯穿到外国文学的教学中去，使得本来是两个学科的东西能够互相渗透、吸收。从中国文学传统和中国文学发展现状出发来讲外国文学，那就是比较文学精神。这一点可能好多教外国文学的人不太赞同，你也是搞外国文学出身的，对不对？

李： 嗯，对对。

乐：其实，中国文学也要补充比较文学精神，不仅要看到中国文学跟外国文学的密切关系，还要看到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文化对话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能做出的贡献。

李：其实，现在东方文学一般学校都很少讲，没有那么多时间讲，最多也是大概讲一下，泛泛地说一说。

乐：所以这个课程也还要提炼，研究怎样将最精粹的东西教给学生。

李：这个问题跟高校的制度也有关系，像现在课程开的越来越多，把专业课压缩得越来越少。

乐：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我不太赞成这个做法，你本科生嘛，就是要打基础，不但要有中国文学基础，也要有英国文学基础、法国文学基础、阿拉伯文学基础。我们现在都很偏，将来你们可以举臂高呼，开一点东方文学。对于蒙古文学、阿拉伯文学，我们很少知道，其实这些都是很有趣的。

李：是的，兰州那边回族比较多，藏族离得也近，兰州还有个西北民族大学。

乐：跟他们联合起来搞，可以大有作为，这方面也可开展起来。我们这次年会也把少数民族文学提出来，因为在我们中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但在我们的文学史中简直是看不见踪影，这是很不正常的。我们的四大史诗，篇幅都比《伊利亚特》多，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比《奥德赛》要多3倍；可是都还没有大踏步走向世界，也研究得还很不够。这是一块很值得开垦的处女地。

李：兰州现在有三所学校有比较文学的硕士学位点，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

乐：你们联合起来打出你们的特点，例如搞少数民族比较文学，这不但可以在全国打响，在全世界也可以打响，因为这是最新的一片处女地，而且是在全球化的跨文化形势下最需要的。北大东语系的蒙古专业正在进行一个很大的项目，国家也支持，就是蒙古西征的时候，成吉思汉打到西方很远的地方！他们沿路上在文学上留下了什么痕迹，民歌呀，传说呀！那么多的外国文化对蒙古文化的影响，蒙古文化对那么多文化的影响是个很大的题目，不过讲起来很难啊！他们现在在申请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

李：乐老师这个建议对我们很有启发，回去以后我们可以集中力量从这方面展开思考和研究。

乐：因为，真的，如果有了特色，你就突出出来了。大家都差不多，就很容易被边缘化。如果你们独树一帜，那就不大可能被边缘化了。你们都还年轻，好多事情都可以去做。

李：谢谢乐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