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卡勒

　　20世纪的60年代，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矛盾冲突激化期。且不说笼罩整个东西方的冷战阴霾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即使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社会政治、经济、种族矛盾所引发的激烈冲突也是彼伏此起，一浪高过一浪。今天，不少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趋向于把60年代看成是对50年代的一种反动或断裂，其“标识”就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丹尼尔·贝尔语）。

　　激进思潮无疑也渗透进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使得60年代后的整个欧美思想理论界出现大分化、大整合的局面。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则是随着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罗曼·雅各布森等一批结构主义思想理论家的崛起，原先那种受实证论影响而注重务实的思维方式，逐步转向一种相对的思维方式；“历时”的观察角度被“共时”的观察角度所代替。1966年10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心邀请了欧洲各国和美国本土的100多位人文科学的专家教授，其中包括罗兰·巴特、雅各·拉康和雅各·德里达等一批第一流的学者，召开了一次题为“批评的语言和人的科学”的超大型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本来的目的是专门研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然而在这次会上，法国解构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雅各·德里达则异军突起，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嬉戏》（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的论文，现在回头看来，此文不仅是一篇向结构主义发难的檄文，其实也标示出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亦即解构主义）转变的肇始。当然，从当时的现场讨论中，似乎一时还看不出解构哲学日后给美国思想理论界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影响，但这一事实表明，欧陆的解构哲学在美国的登陆与结构主义思潮在美国的登陆基本上是同步的，尽管它要达到普及的程度或许还有几年的时间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普金斯会议成了20世纪美国文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借助这次研讨会，欧陆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思潮从此得以长驱直入地输入到美国。研讨会过后，霍普金斯大学不仅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而且按照既定的构想，一连两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报告会、讨论会，提供各种机会让美国学者与欧陆结构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之间进行接触和交流，探讨和切磋结构主义思想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但这次研讨会论文集的两位主编发现，就在研讨会开完之后的两三年内，传入美国的结构主义思潮即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美国学界原先对结构主义所持的全盘接受吸纳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为对它的质疑和批判。这样，趁着该论文集再版的机会，二位主编便毅然把原先的副标题改成正式的书名——《结构主义的论战》（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1972），以表明美国文论主潮已发生了变化。

　　在欧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被引入美国学界，并迅速获得普及的过程中，本书作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5～）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传道人之一。他的两部力作——《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和《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不仅对欧陆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做了准确的梳理和解释，而且使之顺利实现了与英美文学批评传统的沟通和衔接。

　　就在霍普金斯研讨会召开的那一年，年仅22岁的卡勒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到英国牛津大学攻修比较文学，1969年，他毕业留校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剑桥大学赛尔汶学院研究员。3年后，他完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发展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的博士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将它扩充成《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一著，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

　　从出版时间上说，卡勒的这部专著有点姗姗来迟。因为此时结构主义的一套理论和术语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甚或可以说已经失去了新鲜感。然而对于英美批评理论界来说，此时认识上的混乱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因为按照英美传统的批评观，批评只肩负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和评价两项使命，对于自身活动进行反观和认识的任务似乎从来就没有提上日程。而结构主义出现后，人们便很自然地希望，那早已深陷于“新批评”泥淖而难以自拔的英美批评，或可以从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中找到一条出路。可实际的情况却并不令人乐观——把结构主义直接用于文本阐释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而针对这一情况，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将结构主义引入文学研究的领域，

　　基本上不是一种阐释的批评，它并不提供一种方法，一旦用于文学作品就能产生迄今未知的新意。与其说它是一种发现或派定意义的批评，毋宁说它是一种旨在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的诗学。它将新的注意力投向阅读活动，试图说明我们如何读出文本的意义，说明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究竟建立在哪些阐释过程的基础之上。

　　卡勒认为，结构主义诗学的注意力并不着眼于具体的文学文本，也不仅仅停留在文学传统体系上，而是着眼于读者，具体地说，就是着眼于读者的“文学能力”，着眼于读者的“阅读行为”（即通过思维活动进行阐释而形成意义的过程）以及读者用以理解和阐释文本的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程式。他反复强调，“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了结构和意义，是因为读者以一定的方式阅读它”，而结构主义诗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并说明那文学意义背后的、致使该意义成为可能的一套理解和阐释的程式系统。他从英美自己的语言学传统中，发掘出一对重要的语言学概念：一个是意指被内化了的语法系统的“能力”（competence），另一个是意指个人实际语言行为的“表现”（performance），并将它们视为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这一对概念的对应体。而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结合点，欧陆的结构主义文论便几乎严丝合缝地被嫁接到了原本相互有点排斥的英美传统之上。为奖励卡勒这一正本清源的理论贡献，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于1976年将标志美国文学批评界最高荣誉的J. R.罗威尔奖，授予了他的这部《结构主义诗学》。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结构主义思潮在北美登陆不久，其理论侧重点即已发生了转折。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当时已经借势登场，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在美国批评界内部，由“新批评”传统所培养起来的着眼于文本的细读和内在分析、探究语词的修辞性的习惯，其本身也已成为一个与解构批评一拍即合的内因。因此，在进入70年代以后，后结构主义其实已成为美国文坛上真正热门的话题。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卡勒尽管得了大奖，却丝毫没有在结构主义诗学上踯躅徘徊，而是马不停蹄地前行，接连地发表了《符号的追寻》（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和我们面前的这本《论解构》，三步并作两步地跃入了解构主义者的行列。《论解构》一问世，恰好又赶上了美国学界追逐理论最白热化的当口。记得在1984年时，即使在相对比较保守的哈佛，此书的销量也几乎达到了一般畅销书的程度。具体的发行量我没有作统计，反正只见书店里那一摞摞的书在飞快地减少。后来到了斯坦福，情况就更加火爆了，因为一般说来，美国西部的思想比东部更加激进。不仅文学理论课是当时学校中最大的热门，许多学生的午餐也都是比萨饼就着可乐，在关于德里达、福柯和拉康的高谈阔论中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要说当时的英文系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论解构》，那恐怕也不是夸张。不过在今天看来，当时学生们那样热衷于解构理论，其实也正如卡勒在书中某个地方所提到的，那只是他们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的一种姿态。

　　为了与自己的学术观点相衔接，并对当时已发生转折的美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作出分析和解释，卡勒在他的这部论著中，没有像当时讨论解构的其他著述那样，对德里达解构哲学的基本论点和概念再作一遍历时的考察，而是直入堂奥地抓住了解构所必然涉及的文学理论的几个关键。

　　卡勒首先强调，当下人们的认识关注已然发生了变化。一如他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所反复申明的，他认为当下批评的关注点已不再是文本本身，而是文本何以能够产生意义；这种批评不再着眼于作品（文本）的审美主题和内容，而是要考问语言符号之所以产生意义的条件和产生意义过程中所涉及到哪些不同的结构。因此可以说，批评本身已发生了变化。卡勒说，这是一种以读者和阅读活动为重心的批评，而一旦读者和阅读活动成了批评关注的焦点，那么文本就不再是释放某单一“神学”意义（作者－上帝发布的旨意）的一串词语了，而成了一个由多个层面构成的空间，各种写法在其中碰撞交汇，而文本的意义则成了一种建构活动。

　　“解构”，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提上了日程。

　　但是，卡勒又认为，“解构”首先必须被置于更大的哲学层面上，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付哲学的策略，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因此，他在该书的第二章中着重讨论了与“解构”哲学相关的五个问题：“书写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意义与可述性”，“接口与移植”，“体制与倒错”以及“批评意识”。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卡勒对解构哲学的认识，与美国本土曾经存在的由修辞置换而造成意义延宕和变异的认识是不太相同的。他更侧重于对欧陆解构哲学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对德里达如何在学理层面上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念所做的解构加以分析。为此，他心目中的“解构”，与美国解构批评的主要代表保罗·德曼所反复强调的文本的“修辞性”（rhetoricity）显然就有一定的区别。在卡勒看来，“解构不是传统意义上对作品本身的阐释，不是要去抓住一个统一的内容或主题；它是要考察形而上对立项对自身论点的申述，考察文本的意象和关系，诸如卢梭所谓的补充的作用，如何产生了一种会造成意义死角的双重逻辑（a double，aporetic logic）。……没有理由相信——正如它有时所表示出的那样——解构把阐释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的自由联想的过程”（第109－110页）。在此基础上，卡勒又分别考察了“意义”与“言语行为系统”的关系、文气的断裂与接口等问题。前者涉及言述自身的歧义可能性和语境对语言意义的限制；后者则揭示了一切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在文气、文意上的断裂和接口，文本的这种内在的异质共存性，则正是解构所关注并由之切入之入口。

　　卡勒又指出，解构除了考察文本的上述内在属性之外，对于制约我们整个阅读和阐释活动、使这样一种阐释活动成为可能的学术体制、而尤其对渗透在这一体制中所谓的政治性等，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不过，在时隔20年后的今天重新来审视所谓解构哲学之时，我们似乎应该对解构哲学的政治性这一理念做一点校准。所谓解构的政治性，更多还是应该从这一哲学所瞄准的“不在场”的层面去认识。在《论解构》中，卡勒曾提到德里达站在法国哲学教育研究小组一边，用他的解构理论来反对将法国学校变成适应未来职业市场的纯技术需要的所谓教育改革的例子，但是，卡勒指出，德里达从来就不把纸上谈兵式的理论或哲学上的解构与实践性的话语解构混为一谈，他认为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差别的，有时差别还相当大。为此卡勒指出，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总想把理论上的解构等同于实际政治生活中解构，殊不知这是要造成无数的问题的。对于这些试图要把解构当作一种政治武器的人，卡勒不无揶揄地批评说，难道人们需要德里达来解开右翼政治鼓动的矛盾吗？（第158页）卡勒的结论是很明确的：“解构分析……有其潜在的激进的体制性的涵义，但是，这些往往是远距离的无法计算的涵义，不能代替眼前的批评和政治行为，它们似乎只是间接地与这些行为有关。”（第159页）

　　在仅占全书六分之一的最后一章“解构主义批评”中，卡勒仍坚持认为：解构主义批评并不是把解构哲学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而是一种对所谓文学文本里的文本逻辑的探索，为此，这种批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评论家们纷纷将正宗的解构批评与各种歪曲的或非法的变种加以区别，把德里达、德曼视为真正解构批评的权威，而说其他的批评家把正宗的解构洞见稀释了，或说他们仅仅是对这两位大师的机械的摹仿，这在卡勒看来其实并无必要。卡勒在分析了三个解构阅读的范本——瓦尔特·迈克尔斯读梭罗的《华尔腾湖》、芭芭拉·约翰逊读梅尔维尔的《比利·巴德》以及德曼读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之后，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应用范围做了大致的框定：首先，解构批评一般多集中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它特别对文学史上的发生学模式，对文学形式话语所采用的整合性的有机体模式发起挑战。所以，解构的文学批评首先是将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文学的对立取消，因为在卡勒和解构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这些文学史分期概念，都是批评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把存在于文学本身的差异转化为不同文学传统之间差异所造成的结果，把文本之间的异质性当作文学形态之间、文学时期之间的差异来分析推断的结果。其次，解构阅读是对那种简单化地确定意义所指的一种反拨。换句话说，解构批评就是要尽量停留在文本能指符号的置换过程之中，而不要轻易地让文字比喻落实为某个最终的意义所指。最后，解构批评总是要抵制那种把文本的叙述统一为一个首尾连贯的整体的结构。这其实针对的是过去新批评的一种传统做法：把作品文本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所有的文本因素都被一个主导性的意义所统摄。而解构批评就是要换一个视角切入文本，让你看到其实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叙述逻辑，原先的结构性意象并不是非它莫属，而那样一种结构性其实也是外加的。

　　卡勒朝解构立场的转变的确是够彻底的。就在他对解构和解构批评的来龙去脉梳理论述完毕以后，他又对自己的论述来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解构”——他居然说自己关于解构的一套陈述也有某种“误导性”（misleading）。不过，他解释说，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对解构的介绍遗漏了某些他有所不知之处，也不是他把解构的复杂内涵诠释成了某种异端，而是因为归纳和陈述本身的逻辑会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结论上，而这等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自我颠覆、意义的死角或被搁置的无知点上——它们似乎成了应得的回报。但由于解构把一切立场、主题、起始点或终点都看成是一种建构，并要对产生它的话语力进行分析，因而解构批评将会对任何看似肯定的结论进行质疑，对它们的歇脚点作清晰的分解，让它们变得似是而非，变得很随意，或变得无法确定。这也就是说，这些歇脚点并不是回报，尽管它们可以用某种归纳或陈述加以强调，而归纳或陈述的内在逻辑会让人们去按照它的目的重构一种读解。最后，卡勒告诉我们说：“正如大多数赞赏解构批评的人所看到的，这种批评的成功之处存在于它对于文本逻辑的记述之中，而不是这些批评文章所作结论时的那样一种姿态。”（第260页）

　　《论解构》问世至今已整整20年。由于解构哲学和解构批评今天仍不失其思辨的魅力和认识挑战性，这部当年略显得有点应景急就的著述，看来还可以继续发挥其传道、解惑的作用。20年前，当解构理论热得炙手的时候，人们对解构曾产生过种种不切实际的认识和期望。现在，随着理论热的降温，当年那大喊大叫的声嚣渐已过去，我们终于可以保持一定距离地对这一理论和实践重新进行审视了。那么，解构哲学和解构批评究竟应该置于怎样一个恰当的位置呢？重读卡勒的《论解构》，他上述这段反思，竟不容分说地自行凸现到眼前，它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在认识和把握这种哲学和批评视角时的一个认识出发点呢？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