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宁

           当今时代，任何一个从事西方文学理论或浪漫主义文学或文论研究的学者大概都不会不知道M.H.艾布拉姆斯这个名字，尤其是他的经典性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自1953年出版以来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重印，并且广为东西方学者们所引用和讨论，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作为总结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四要素至今仍不断地为学者们用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在欧美现当代文学理论家中，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 (1912- )算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于20世纪30年代考入哈佛大学，受过“哈佛文学史学派”的严格训练，其间曾赴英国剑桥大学师从I.A.理查兹，后于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这种严格的训练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是那本经过不断修改扩充并在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镜与灯》。艾布拉姆斯毕业后长期在康乃尔大学任教，现任1916级英文荣休讲座教授 (Class of 1916 Professor of English Emeritus)。他一生著述甚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了《镜与灯》外，还有《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新》(Natural Supernaturalism: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1971), 《相似的微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论集》(The Correspondent Breeze: Essays on English Romanticism, 1984)，《探讨文本：批评和批评理论文集》 (Doing Things with Text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 1989)，《文学术语词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1957)等。此外他还长期担任不断修订、扩充、再版的权威性《诺顿英国文学选读》(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的总主编和浪漫主义分卷的主编，这套具有权威性的教科书不仅长期以来一直是英语国家大学的文学学生的必读教科书，同时也是非英语国家专攻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的必读教学参考书。

　　艾布拉姆斯不同于那些仅擅长于文本阅读的“实用批评家”，也不赞成专事纯理论演绎的“元批评家”，他在骨子里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一位类似（他的学术同行）诺思洛普·弗莱和（他的学生）哈罗德·布鲁姆那样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理论家。因此阅读他的著作，一方面能感到他学识的渊博，另一方面又能欣赏他那气势磅礴同时又行云流水般的文风。《镜与灯》就属于这样一类理论著作。关于《镜与灯》的隐喻意义，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明的，“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这两个隐喻以及其他各种隐喻不论是用于文学批评，还是用于诗歌创作，我都试图予以同样认真的对待，因为不管是在批评中还是在诗歌中，使用隐喻的目的尽管不同，其作用却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古今中外用镜子充当比喻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艾布拉姆斯的这种比喻已经有意识地将浪漫主义文论与柏拉图的传统连接了起来，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西方文论的各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有着画龙点睛之作用。

　　《镜与灯》虽然主要讨论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但我认为，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对浪漫主义文论本身的讨论，这种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也即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这四大要素放在一起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征，使得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者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其当今现状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在这四大要素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的无疑是作品，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批评立场始终就是与阅读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这同时也是他为什么要与解构主义的元批评方法进行论战的原因所在，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所侧重的也恰恰是其与作品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

　　崇尚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的批评家们尤其重视作品所反映的世界，也即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大的社会文化语境。实际上，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浪漫主义作品，甚至现代主义作品或者后现代主义作品，都无法脱离对世界的自然主义式的或突出典型意义的或反讽的或荒诞的或夸张的反映。有人侧重的是作家头脑中设计的真实，也有人则强调折射在作品中的客观的贴近自然本来面目的真实，更有人干脆就宣扬文学作品所创造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第二自然”。《镜与灯》所讨论的浪漫主义所侧重的是后一种美学倾向。

　　在四大要素中，作品与艺术家（也及其作者）的关系也是艾布拉姆斯讨论的重点，崇尚浪漫主义批评原则的批评家很容易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窥见其作者的身影、性格、文风和气质，所谓“文如其人”。传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特别强调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动机，甚至公然声称创造性作家就是一个“白日梦者”，所有艺术“都具有精神病的性质”，这恐怕与他们十分看中文学作品与其作者的密切关系有关。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不少美学原则都很接近这一对关系，因此艾布拉姆斯的这四大要素后来经过比较文学学者刘若愚和叶维廉的修正和发展后又广为运用于中西比较文学和文论，影响了不少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

　　我有时甚至设想，假如艾布拉姆斯能够通晓中文，他必定会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中受益非浅。年迈的艾布拉姆斯于80年代中期曾表示过退休后来中国访问讲学的愿望，可惜我当时还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再加之当时中国大学的财力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我根本无法为他的来访申请到费用。而现在，对于这位年逾九十的老人来说，访问中国只能留作他美好的记忆了。每每想起此处我就感到问心有愧。好在在我本人以及我的同事们的努力下，艾布拉姆斯教授的不少学生、朋友和同事甚至论敌，如拉尔夫·科恩、汤姆·米切尔、雅克·德里达、希利斯·米勒、乔纳森·阿拉克等，都已先后来中国访问讲学，这也许可以使老人感到一些宽慰了吧。

　　作品与作品本身的关系也许正是那些摆脱大的社会文化语境、致力于表现纯粹个人情感和美学理想的抒情诗类作品所侧重的方面，在那些作品的作者那里，文学作品被当成自满自足的封闭的客体，作家的创作几乎是本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这些作品常常被那些曾在批评界风行一时的英美新批评派批评家当作反复细读的“文本”。文本中心主义的批评模式后来被结构主义批评推到了一个不恰当的极致而受到各种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反拨。而作为主张批评的多元价值取向的艾布拉姆斯则同时兼顾了批评的各种因素，当然这也正是他能和各批评流派进行对话但他本人的批评倾向则不那么鲜明的原因所在。

　　至于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这在早期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颇受重视，但强调批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并将其推向极致则是20世纪后半叶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一大功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那里，读者本人有着对文本的能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解释权，而一部未经读者-欣赏者阅读欣赏的作品只能算是一个由语言符号编织起来的“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它的意义的建构才能得到完成，因此读者-欣赏者的参与实际上便形成了对作品的“二次创作”。虽然艾布拉姆提出这一关系时接受美学尚未在理论界崛起，但他的理论前瞻性却为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所证实。

　　《镜与灯》的出版，为浪漫主义文论的研究树立了一座令后人难以逾越的丰碑。和作者同时代的诺思洛普·弗莱以及后来的保罗·德曼和哈罗德·布鲁姆等致力于浪漫主义研究的文论大师都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本书。作者凭着自己对古今文论发展的了如指掌，从纵的历时方面也对历史上和当今文学理论的范式给予了颇为恰当的归纳：模仿说，这不仅是现实主义文论所要追求的崇高审美理想，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文论孜孜追求的目标；实用说，往往强调艺术的直接教益性功用，这在西方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被推到了极致，后来又在注重读者作用的批评流派那里得到进一步弘扬；表现说，则是本书着重讨论的浪漫主义文论的基本特征，也是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注重的方面；客观说，强调的是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世纪的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学派的实践中。可以说，艾布拉姆斯的这种宏观的总结是相当全面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不少同时代人及其著作早已被人们遗忘，而他和他的经典著作《镜与灯》仍广为人们阅读的原因所在吧。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当时并为花钱购买版权）首次出版了本书中译本的十多年后，仍要花钱购买中文版版权的原因所在。（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文系）

　　《镜与灯》：郦稚牛等译，王宁校。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镜与灯》中译本的校后记，文章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