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文学中的虹影

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语境下来讨论“世界文学”可谓适逢其时。当然，我们也可以具体到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来考察中国当下文学，不仅针对国内文学，更应该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在此，笔者以虹影的女性主义为切入视角，来探讨一下其作为世界文学中的海外女性华人的创作。

虹影，1962 年9 月21 日生于重庆一个平民之家。1990 年起旅居英国伦敦，开始用中文创作小说等作品。她的代表作，如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K》（后改名为《英国情人》）、《阿难》、《孔雀的叫喊》、《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好儿女花》等，使她在海内外文坛名声大噪。我们国内读者对虹影的名字早就不陌生。除了她广为流传的传奇人生、一直往来各国之间的海外经历被媒体长期关注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的创作实绩。

虹影的写作姿态正如其所言：“我认为自己二十四小时都在写作，因为我是在用‘心’写作。”这样一个视写作如生命的女作家，本身就成为一个自足性很强的文学现象。难怪乐黛云如此评论她：“虹影在世界上已不仅是一般‘华裔作家’、‘旅英作家’等名目所能概括的，她正在进入世界作家的行列。”乐黛云并非凭空下此断言，仅就《阿难》她就指出：“阿难所表现的却是一种跨国文化，包括香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英国文化、泰国文化……好几种文化，不断地跨越、反思。”由此可见，虹影小说中的世界性因素是十分明显的。综观虹影的小说，特别是她的长篇小说，已很好地诠释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她的小说不仅没有取消民族性与区域性，而且最大限度地，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下将之与世界性紧密结合起来。这正是虹影小说的最大特点。

二、虹影的创作及其女性主义体现

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其创作风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虹影作品中的人物多是孤独的。当人类最基本的渴望和欲求不能实现的时候，往往会变爱为恨导致内心的自我封闭。但虹影没有沿袭以往文学作品的主题模式，而是以一个女性独特的视角，表达女性独特的情感体验。小说中的众多女性，不管外表是柔弱的还是刚强的，骨子里都透着一种坚韧和宁死也不屈从于生活的反抗精神。她们的反叛源自于对生活的不满足，对女性主义理想的失落。同时，尽管她们反抗的方式多种多样，但结局却是灰色的。虹影一点都不避讳，《饥饿的女儿》就是她个人真实的生活记录，而且唯恐失真。故而，她在这部更像传记的小说中，几乎是不露声色地冷静地描述她经历的一切。《饥饿的女儿》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但其真实的体验暂时并不被国内政治话语所容纳，只能直接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之下。从这层意思上讲，虹影的小说直接进入“世界文学”之列并非主观执意所为。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她的文学良知与中国经验会被认可。

同时，笔者认为女性主义的悲剧性在饥饿的女儿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出。在《饥饿的女儿》中书写了六六一家两代五个女人的情爱经历。她们有着共同的性格特征：不屈从于命运、不囿于传统，试图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但又不得不在传统和命运的双重挤压下以扭曲的姿态艰难地生存。母亲的逃婚、结婚和在第二次婚姻中大胆的婚外情都表达了一个女人不甘于命运、追求爱情幸福的努力。但是，短暂的婚外情虽然让她享受到了爱情，但不得不为了生病的丈夫和六个孩子而舍弃这种爱，从此几十年在回忆中备受煎熬。爱的缺失、生活的困顿，导致她过早地衰老，晚年在烧香拜佛中寻找精神寄托。大姐的反抗是一次次地结婚，又一次次地离婚，一次比一次疯狂。实际上这是被男人耍弄后的一种报复，不过是“想借换一个男人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她用放纵生命的方式向男权社会进行挑战，最终烧伤的却是她自己。四姐的反抗方式是自杀，被抢救过来后，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合法婚姻，却没有得到男人的心，一辈子没有得到真正的爱。

六六的爱更具有挑战性和叛逆性，她爱的历史老师是有妇之夫，年龄足以做她的父亲。他长得并不帅气，课讲得也一般，可他却是唯一能倾听自己的人。他叛逆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内在的忧郁性格，都给六六以新奇感和亲和力。六六不像传统女性那样追求永恒、追求稳定的家庭模式，她要的只是纯粹意义上的爱，是实现一种渴望。在她的眼中，爱是至高无上的、非理性的，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爱情使一切变得美好起来。可惜这幸福太短暂：历史老师的自杀使她感觉到的美好像流星一样在生命中匆匆划出亮丽的曲线后迅即消失了。在这个家庭的女人身上，生存的焦虑更多地表现为情感的危机，她们可以无视生活的贫困，却不能容忍无爱的境遇，于是以不同的方式跨越禁区，又各自付出惨痛的代价。

虹影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希冀通过写作和独立判断来实现自我，从而得到灵魂的自由。因此，她敢怒而又敢言，敢于否定覆盖在自己身上的污名，敢于回应对她的各种责难，敢于对世态人情做出自己的判断。虹影用自己独特的生命言说方式，一方面挖掘被男权文化长期遮蔽的女性经验，构造出完整的女性经验世界，以实现对男权话语的反抗和男性意识形态的反叛；另一方面，她以女性视角超越性别来重说历史，反思文化，体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虹影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忠实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

《英国情人》中的男主人公裘利安·贝尔来自西方国度,是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侄子,生活在布鲁姆斯勃里文化圈,女主人公是中国青岛国立大学英文系主任郑教授之妻闵。小说主要讲述的是闵用自身的东方魅力征服西方男子裘利安的故事。许多海内外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描写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批判了西方人之于东方人的偏见，瑞典BTG杂志这样评论:“虹影写了一部摄人心魄的小说，写西方人的偏见，写生活的意义。其中的爱情充满神秘，因此远远超越了凡人的俗气。”笔者认为虹影的《英国情人》不仅写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更主要的是写了东方女子闵对西方男子裘利安·贝尔的爱情征服，凸显了闵作为东方女性的独特魅力。

闵和裘利安情人关系的转变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交融与碰触。闵代表唯美的东方主义，但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闵的举动不仅是她所处那个时代女性缺乏的，更是让裘利安这个西方人也为之惊叹的:“闵的冒险大的多，一个中国女子顶着跟洋人私通的臭名，难以生存。在这个国家的知识界，甚至标榜自由主义的新月社也不赞成这种行为。”

三、超性别写作

女性文学标榜得最多的就是女性意识。女性意识是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是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人、是人类的另一半的意识。“超性别意识”是陈染于1994年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其含义是要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来观察世界、看待生活。用铁凝的话来说就是“双向(第三性)视角”。陈染认为女性写作的根本问题在于使个人化的问题演化为人类性的问题。陈染高于一般女作家之处就是自觉而努力地通过对女性个体生存体验的探索,揭示出现代社会个体的普遍困境,达到对整个社会、时代的深度反思。在“超性别写作”这一点上,虹影与陈染不谋而合。大多数的女性主义作品可以说是女作家在为女性写作。而虹影在作另一种尝试：作为世界作家为人类写作。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文明缺乏终极人文关怀的基因。而在虹影的作品中,脆弱、柔善、悲伤被照亮,让弱烛发出强光。例如《饥饿的女儿》中,六六及她的家人、还有那位唯一能给她精神抚慰的历史老师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都以强悍的生命力艰难地活着。虹影以一种实在的目光来关注普通人,甚至是底层人的生活。她关注女性更关注人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女人作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独立的性别,在社会历史中的生存状态。

四、小结

有“法国的弗洛伊德”之称的雅克·拉康认为“女性并不存在”。拉康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女性主义思想的高峰,但同时也是女性主义——严格的讲应该是女权主义的终结。（[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北京:三联书店, 2002: 111-113.）其实，笔者认为，女性的真正解放还遥遥无期。只要女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达到与男性平等,两性还没实现和谐的发展,女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还没完成。女性主义向何处去？女性写作者们正通过她们的作品来探讨这个问题——虹影就是其中的一位先驱者。

虹影的小说有的只是真实的中国经验与世界文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且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虹影的创作实践也丰富了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她确实承担起“世界文学”建设的责任。就这一点来说，虹影的文学创作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她在中国当代文坛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在世界文学的狂欢中亦应如是。  

最后，虹影的三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就是这样一个享誉世界文坛的女作家，在国内却被南方周报、新浪网等评为2002年度“最受争议的作家”，她的长篇《K》被法院判为“淫秽”禁书，在国内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不同的反响，这也是我们值得探讨一个问题。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2级研究生   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