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访谈中，李欧梵曾经感叹说：“在国内当代文学研究圈里，一流学者搞现当代文学，二流学者才搞海外华文文学。”事实上，即使是在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美国情况也曾经是一样的。但是近几年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也将目光转向了华人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出现这种转向的原因首先是后殖民研究的深入使得西方学界开始关注边缘文化，包括流散裔的群体。而华人群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流散族裔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文化表现也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具有价值的前瞻性课题。其次，在中国这个传统大国重新崛起的国际环境中，散居各国的华裔跟祖籍国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的多重身份也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

在这一语境中对于华裔流散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与价值。然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代的流散研究不同与过去的犹太流散史的多集中于逃亡，救赎，乡愁等悲情话语的书写，而是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对束缚个体生命和创造力的民族、国家话语圈定的积极对话与超越。在新时期的移民身上所普遍反映出的自我分裂的意识，如祖籍国与定居国，边缘与中心，分裂与整合，异化与重塑等问题成为当代流散文学更为关注的问题。严歌苓作为当代美籍华裔作家正是这一问题的思索者。

今天我要谈的《扶桑》这部作品是严歌苓写于1996年的一部小说，当时正是严歌苓到美国的第七个年头，据严歌苓自己讲，写作这部小说的的灵感是在1993年时，她非常偶然的走入了唐人街的历史博物馆中一个很小的展览馆。当时她看到了一个大约是在1870年由一个德国人所拍摄的唐人街中一个名妓的黑白相片。当看到这个女人时她就想这个女人的背后一定会有故事。在翻阅了许多的资料了解了中国的第一代移民的生存境遇之后。作者结合自身的感受与思考在时空的对话文本中将几代海外华人的生存体验浓缩的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用女性的独特视角诠释着华人女性这一特殊文化身份所赋予她的特殊感受。下面我将从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反思以及严歌苓的女性观两个方面来对《扶桑》这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意义作一个简单的阐释。

一．对人类共同文化心理的认同与反思。严歌苓本人一个经历十分丰富的作家，见证了文革，目睹了战争，人到中年选择赴美深造。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她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复杂的文化心理。在一个生命体已经长成之后又将它连根拔起并植入到一片新的土地中去。在还没来得及适应这片新的土地之前她被动的承受着一拨又一拨的文化冲击。这使得主体原有的文化观念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而他者的身份与种族间的隔膜也使主体的适应过程变得异常艰难。主体性的沦丧和身份的缺失让她无所适从。她既不是国人眼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眼中真正被承认的美国人。但正是这种特殊的“局外人”身份却使得作者能够清醒的，客观的去看待两种文化。对异国进行观察与思考的同时反思自身。《扶桑》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扶桑和克里斯形象的塑造就体现了作家对于自身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以及对人类共同文化心理的认同。扶桑的淳朴，自然，她对于一切的宽恕与包容消解了一切罪恶的杀伤力。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贵柔，守雌”的体现者扶桑赢得了白人少年克里斯的爱情和中国强人大勇的尊重。也正是扶桑的宽恕，她身上无须收回和给予的自由，自在才使得克里斯的赎罪历程得以完成。到老，克里斯终于悟到了他正直的一生是被一个妓女宽恕下来的。在克里斯身上所表现出的明显的宗教性质的救赎以及大勇由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霸转变为一个为正义，为爱情而赴死的铮铮铁汉的历程中扶桑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子。她的隐忍，宽厚以及通达都让我们看到了耶稣以及圣母玛利亚的影子，而我们也在这种中西交错的文化碰撞中找到了他们相容以及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人类向善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作者特意安排扶桑这个有着浓厚东方情调的女性作为救赎这两个男子的内在动力也体现出了在作者内心深处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然而，在这种认同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内在的反思。在描写白人洗劫唐人街的场景时，作家所反思的不仅是借助克里斯的行为以及他日后的反思来对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质问，同时也是对中国文革时期的那种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合力的反思：“恶魔之所以得以成全，恰恰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其间，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在这种持久巨大的罪恶致之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什么纯然的受害者。”这就是集体的本能。

二．严歌苓的女性观

现在要说的严歌苓的女性观其实是对第一个问题的一个补充，它是包含在对民族身份认同之内的一个内在因素。严歌苓所塑造的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像小渔，王葡萄，多鹤，扶桑等等她们几乎都有一些相似，在她们所处的环境与时代中她们都是弱者，但她们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对自己弱者身份的超越。她们身上那种对苦难的浑然不识，对男人的包容，对自己的舍弃与坚持。她们不怨不怒的承担起那些属于不属于自己的重负。用女性的谦卑，柔弱中所蕴藏的巨大的智慧与力量与那些坚强高大的男性共为“第一性”。所以，对于扶桑这一形象的塑造，对她身上那种中国女性身上的迷人特质的书写正是作者对自身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认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2级研究生   郑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