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传媒背景下的媒体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界批评界，一直占有绝对话语中心地位的传统文学批评突然被一股新生并迅速崛起的力量所搅动，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弥散与现代媒体的全方位覆盖，媒体批评这个新时代的产物，凭借着现代传媒时代特有的平台技术优势与消费社会独特的审美与社会文化心理，成为批评界论争的焦点，并渐有占据前台及中心的趋势。

所谓媒体批评，一般也称为“传媒批评”、“传媒文艺批评”、“传媒文学批评”、“媒体文艺评论”等。概括地说，它指的是由现代传媒（包括杂志、报纸等传统的印刷媒体和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体）主导、策划或参与展开的文学批评，其主体主要是新闻记者、编辑、专栏作者和制作人，其阵地主要是在报纸、非专业性的期刊、电视、网络这些现代媒体，呈现出的形式主要是批评文章、文学事件和文学评奖（评判标准的确立就是评委对参选作品进行审美价值判断的过程，因而从本质上来看，文学评奖也是一种文学批评）。

在形式上，媒体批评尖锐直接、通俗易懂、短小精悍、反应快捷，具有很强的民间立场，能够满足人们的阅读快感；从载体的角度来看，它传播速度快，形式丰富，除文本批评以外，还有电视图像、网络多文本等，扩大了批评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网络，使得批评的群众性、社会性、形象性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出民主、交流、对话的文化形态。

在当下，我们要讨论文学，传媒化语境作为一种事实确认与影响因素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在根本上使人们的交流社会化了，个体的审美意识不能再唯我独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也能参与到文化欣赏和评判中来。具体到文学批评上，传统的学院派批评都是掌握在专家、学者的手中，他们拥有丰厚的学理资源，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普罗大众几乎不可能染指这一领域，即使有潜流暗行，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大范围播散，既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也得不到批评界的正眼。而今，由于有了现代传媒这个便捷而又影响范围广的通道，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与到文学欣赏中来，不论是网络上的草根文学，还是发表在报纸、杂志、非专业性期刊这些纸质媒介上的主要由新闻记者、编辑、专栏作者和制作人策划、撰写的文学批评，都可以独享一片天，尽兴地抒发自己的感悟。现代传媒的大众属性深刻地影响了媒体批评，使得媒体批评呈现出平民化的色彩。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媒体批评的平民化色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契合了现代传媒的传播特点，因而，在当下的传媒时代才可以如此繁盛地发展起来。

二、媒体批评影响下的文学阅读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媒体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走红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依托现代传媒的传播优势，凭借自身的众多特质，与消费时代的社会节奏一致，满足了大众文化时代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并在某种层面上弥补了学院批评应对当下文学现实的疲软、滞后状态。在现代传媒的繁盛发展下，大众的文学阅读方式从平面到立体、从无声到有声，读者可以选择的阅读内容也从精英文学以及最初的侦探小说、爱情小说等几种主要的通俗题材发展到大千世界无所不包的程度。

从媒体批评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它对于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与此同时，它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不良倾向尤其不能轻视。

（一） 媒体批评对文学阅读的积极意义

媒体批评在直接而迅速地反映不断变动着的文学现实和时代症候、捕捉新的文学现象和适应新的审美趋向等方面，具有主流批评和学院批评不可比拟的优势。从广泛的层面上来看，由于自身的特性，它招徕了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对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促进作用。

由于媒体批评具有一种天生的对于文学事件的敏感度，所以它们对于事件的反复的、连读的跟进和报道，往往能促进事后相关报道的结集出版，读者一旦接触到相关内容，势必会影响自己的阅读体验。比如在媒体上炒得热火朝天的“余秋雨现象”，从20世纪末差不多持续到现在，其间成书的更是多不胜数。有对余秋雨现象的论文汇编，如《余秋雨现象批判》、《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文化散文》；有对“批评”的批评，如王彬彬的《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也有专门的研究著作，如《“审判”余秋雨》、《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作品批判》、《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等等。因着“余秋雨现象”的升温，让很多人的创作热情高涨，同时，更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以上批评家观点的影响，从而将他们的思想观点不自觉带入到余秋雨作品本身的阅读过程当中。诚然，有些批评家的观点对于文本的阅读会起到延伸和拓展的作用，有的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其次，媒体批评经常出现一种情形，即作家的作品刚刚问世甚至还未出版，大量的关于作品的种种再生文本（后文本）就会被媒体迅速创作出来，并立即投入市场。于是，媒体所做出的有关原创文本的种种言说就会调动起读者一探究竟的阅读欲望。这些后文本的出现正是现代传媒运作、策划、制作的突出文化现象，也是汇集大众视线的聚焦热点。它既包括关于创作的炒作文本，也包括由文学文本生成的影视文本，还包括由原创文本辐射到社会文化其他方面而形成的“事件”文本等。不同于传统的单向度视角都是基于原创本体这样一个理念，这种再生无须在文本问世后再对其进行再创作，它可以在文体问世的同时甚至先于文本的出现就进行再创造。因而，能够抢占市场先机，使文学作品本身具有了增值效应。这些大量的再生文本通过笼络大众视线、吊足大众胃口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学的消费。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在问世之初的轰动效应，就是传媒成功制作后文本刺激公众消费的较早例子。

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就是，媒体策划、主办的文学评奖作为一种批评对于文学阅读的影响。《南方都市报》设立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作为目前中国年度奖金含金量最高的纯文学大奖，国内第一个有国家公证人员参与评选全过程的文学大奖，自2003年成立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二届。因为这个奖项的设立，获奖作品的名声得到了大大的传播。第二届“年度杰出小说家”奖的得主格非，其《人面桃花》在获奖之前并非广为人知，但结果揭晓之后，《人面桃花》却获得了普遍的赞誉，该小说也迅速再版。由作家洁尘与谢有顺策划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作者作品集》，其中收录了第二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获奖者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集《复仇记》（首印1375册）、韩东的《明亮的疤痕》（首印775册）、王小妮的诗歌集《半个我正在疼痛》（首印1275册）、余光中的散文集《金陵子弟江湖客》（首印1275册）和须一瓜《蛇宫》（首印1175册）等作家从未结集出版的作品，由华艺出版社于2005年1月推出，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广州购书中心于2005年举行的“第四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获奖作品及部分提名作品展销”活动，对于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其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以上都是通过媒体，通过文学颁奖，将荣誉、知名度等象征资本转化成市场资本，刺激文学消费，影响文学阅读。

（二）媒体批评的尴尬处境

与媒体批评的现实意义形成尴尬对照的是，在批评界，媒体批评始终面临着专家学者的普遍质疑和打击。

同样是从对于文学的生产消费和接受的影响来看，媒体批评为文学凿通了一扇连接大众的普及之门。但是，一旦深入到质的层面，它对于文学阅读的影响和引导作用究竟停留在何种层面，就成了它受批评界所质疑甚至遭受批评界非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些往往只交代作品的基本内容，仅仅停留在文学批评的描述和阐释阶段的批评文章，沦为与新闻、广告相差无几的普通文本，失去了作为文学批评应有的基本属性——一种基本的审美体验与判断。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时候，媒体批评对于文学消费的刺激是通过炒作的方式获得的，本来，如果是具有道德意义和文化责任的炒作也并非坏事；但是炒作一旦在没有道义和责任的约束下进行，就会形成一种恶炒。炒作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会形成一种既定而强大的事实，让公众在铺天盖地的合唱声中丧失自己的判断能力。

整体而言，媒体批评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一家独尊的现象，为我们从另一个纬度考察当下的文学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话语。消费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媒体批评的诞生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变化触角的延伸，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当下的文学建设，它为我们研究文学与文学存在方式提供了新的视阈。但是，媒体批评要寻求长期的发展，必须正视自身诸多的缺陷，如何使得自己保持自身活力的同时，又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学理的深度，就成了一个严肃而又深刻的话题。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理性对待媒体批评，通过鉴别与审查，将积极有益的媒体批评作为自己阅读的辅助工具，而非将自己置身于媒体声音的洪流，从而失去自己对文学作品的判断与思考。

                                                                     西北师大文学院·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