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和《白鹿原》的一种比较

李晓卫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   兰州   730070）

提   要：柳青的《创业史》与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由于它们各自所反映的宏大的历史内容和独特的艺术追求而都被视为史诗性作品。然而，如果以史诗性作品的标准对这两部长篇小说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分析和比较则不难看出，《白鹿原》的文化底蕴要比《创业史》更为宽广和深厚，因而，史诗品格也就更为鲜明和突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柳青的《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品，由于极左观念的束缚，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往往不是从丰富的生活实际出发而是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出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模式；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则超越了时代和政治的局限，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广阔历史视野来观察、描写生活，从而使他的创作达到了高度的历史真实与丰富的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

关 键 词： 《创业史》；《白鹿原》；史诗品格；文化底蕴     

一

在小说创作中，史诗性作品一般是指那种结构宏大，内容丰富、意蕴深邃而又有着独特艺术追求的作品，史诗性也是衡量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较高的要求和标准。那么，究竟什么是史诗性呢？首先，应该是“史”与“诗”的结合，即宽广而又厚重的历史内容与独特而又高超的艺术表现的结合。其次，作品中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否，与其是否具有史诗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由于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正如陈忠实所说，陕西文学的特征应该找到司马迁的《史记》里去，厚重而深沉是它的主要特征。这种厚重、深沉的文化底蕴为后来陕西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作家。仅在当代文坛上，就先后出现了王汶石、柳青、杜鹏程、路遥、邹志安、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等一批灿若群星的作家，他们的创作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但都得益于陕西地域文化的悠久传统，都从各自的角度体现了陕西文化那种厚重而深沉的特征。

柳青的《创业史》与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由于它们各自所反映的宏大历史内容和独特艺术追求而都被视为史诗性作品。然而，如果以史诗性作品的标准对两部小说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分析和比较则不难看出，《白鹿原》内在的文化底蕴要比《创业史》更为宽广和深厚，史诗品格更为鲜明和突出。由于两位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的不同，文学观念的差异，使他们的创作视角和所关注、描写的侧重点有着明显不同。客观地说，柳青的《创业史》更多地着眼于政治的视角，这就使他在创作中更多地是从政治的层面去观察、描写生活、塑造人物形象的。因此，他的创作在对文化底蕴的描写和传达上存在明显不足，因而也就难以达到真正的史诗高度。而陈忠实的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白鹿原》摆脱了以往那种单一的政治视角，从更加广阔的层面多角度地观察、描写丰富多彩的生活，注重通过挖掘和剖析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来塑造形象，从而使《白鹿原》具有了一种历史沧桑感和生活的厚重感，因而也就毫无愧色地成为一部具备了史诗品格的气势恢弘之作。

二

在建国初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由于左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在文学创作领域突出的是人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强调的是人在现实中的政治意识，而忽视对人丰富的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忽视对那种富有地域色彩的风土人情和乡风民俗的文化表现。因此，在这一时期问世的大多是一些政治倾向鲜明而文化底蕴不足的作品，而这样的创作就很难具有史诗的品格。柳青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状况，其代表作品《创业史》虽然在主观上反映了作者的史诗性追求，例如，在“题叙”部分描写了梁三老汉祖孙三代的发家愿望和痛苦经历，试图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揭示中国农民发家创业的艰难之路，从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小说对文化底蕴的描写和揭示不足，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与史诗的品格还有着相当的距离。

《创业史》之所以没有达到史诗的高度，主要与柳青所尊奉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观念有着直接关系。作为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作家，柳青一方面非常重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来改造思想，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创作。当然，作为一个革命作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无可厚非。但是，应该看到：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于它所产生和形成的特殊时代环境，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二，柳青所接受的更多的是经过本土化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实用功能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这就必然为柳青的创作从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注入了更多现实政治的因素。

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文艺的政治化和理论的教条化倾向，这对柳青的创作也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制约。对此，柳青也是坦然承认的。他曾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我的许多文艺思想上的问题，而他的出色的阶级观点分明而又热情充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在我自我改造的思想斗争最痛苦的时候，教育了我，鼓舞了我，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和意志坚决地改造自己。这个伟大文献还生动具体地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是阶级观点（立场）问题和表现在作品里的思想感情的问题。” ^①的确，从柳青的思想认识来看，他把自己的思想改造与创作的关系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所以，他又说：“很明显，这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不仅是搞文艺不搞文艺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了。”^②从这些言谈中，不难找到柳青的创作中所存在的那种注重政治思想的表现而疏于文化意蕴描写的思想根源。

《创业史》没能达到真正史诗的高度，既与柳青的创作在“史”的描写上的视野局限有关，也与他的创作在“诗”的艺术表现的不足有关。

“创业难……”、“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创业史》在开篇伊始即引用乡谚格言来表达小说的创作意图，在“题叙”中又详细地描写了梁三老汉一家在旧社会创业发家的强烈愿望和失败的痛苦经历。很明显，柳青这样来写，就是为了向人们说明个体农民在旧社会要想发家致富是行不通的，那是一条没有希望的道路，梁三老汉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而为他在后面对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描写作了必要的铺垫。应该说，柳青这样写的出发点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柳青在谈到《创业史》的创作宗旨时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③然而，问题在于柳青对农业集体化道路这个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历史性变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和适当的估计，因而对这一变革的反映和描写过于简单。柳青在《创业史》中要想反映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描写社会主义在农村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描写广大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集体富裕道路。如果他能够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从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上、更为深刻的传统文化的根源上对这一切进行如实的揭示和描写，对农民从个人发家致富到走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作出真实的描写和反映，那么，他的创作也许会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但是，由于左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束缚，使他在小说中对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把握和描写显得视角单一，对当时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把握不够准确。对于这个问题柳青是这样看待和解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合作化运动初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地主和富农等反动阶级站在富裕中农背后。”这是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把握和概括。所以，在《创业史》中着重描写了农民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巨大热情，表现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他看来似乎只有着重表现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描写农民对待革命的热情才能对这一重大历史变革作出真实的反映。反之，如果描写和反映了农民对待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怀疑和犹豫，写了广大农民在这一历史变革中表现出来的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的性格弱点，写了农民在合作化运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深刻革命中的动摇和不坚定性就不真实，就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然而，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柳青所想象和描述的那样，他的这种思想认识有着很大的片面性，总的来看，柳青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的把握不够准确。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正因如此，党的“八大”决议中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当时的农村来说，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主要矛盾应该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与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和旧的习惯势力的矛盾。面对这种状况，一个以现实主义为宗旨的作家，就应该把握住生活的主要矛盾，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对现实进行独立的思考，作出独特的表现，努力去反映广大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社会变革中的希望与追求、反复和动摇等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从更为广泛的文化根源上去挖掘和揭示广大农民所因袭的传统文化的重负给他们在奔向新生活的道路上造成的思想障碍，努力去表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思想矛盾，从而真实反映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不应只是从政治的单一视角去观察和描写生活，囿于某种既定的思想观念甚至一时一地的方针、政策，去图解生活，不幸的是在《创业史》中却有不少这样的情形。小说中不论是写人还是写事，都较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加以关照，例如，在对梁生宝在恋爱问题上的描写就比较典型。

当然，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作家，柳青对关中地区的乡风民俗、风土人情也有着相当的了解和一定的表现。例如，在“题叙”部分，描写生宝娘改嫁给梁三请人立契约时的情景描写，就有着比较浓厚的文化意蕴。小说中写到：当天黑后，有关的一干人来到河滩上举行一个既简单而又比较庄严的仪式。“下堡村那位整个冬天忙于给人们写卖地契约的穷学究，戴起他的老花眼镜了。他伏身在一块磨盘大的石头上，把那块红标布铺展开来了。梁三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端着灯笼，其余的男人蹲在周围。大伙眼盯着毛笔尖在红标布上移动。”从这段描写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传统观念对农民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梁三在饥谨之年瞅中了讨饭的生宝娘，在患难中结为夫妻。虽然无力明媒正娶，但他还是尽量来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取得一个合乎传统伦理规范的形式，因此，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使这件事情办得体面一些。此外，在这个情节中还反映出传统文化中的迷信色彩对农民的巨大影响。梁三等人之所以把立契约的仪式选在河滩上是因为按照迷信说法，写过寡妇改嫁契约的地方，连草也不再长。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保守的成分对已处在新时代的农民的束缚由此可见一斑。

《创业史》第一章中的一个情节也比较鲜明地表现了农村生活中的文化意蕴。当梁三因为梁生宝忙于集体的事而无心考虑自家的事而躺在地里生闷气时，听到远处郭世富家盖房上梁的鞭炮声和喧闹声引起了他的好奇和羡慕之心，迫不及待地前去看热闹。紧接着通过梁三的眼光描绘了郭世富盖房上梁的具体情景：“中梁上挂着太极图，东西梁上挂满了郭世富的亲戚们送来的红绸子。中梁两边的梁柱上，贴着红腾腾的对联，写道：‘上梁恰逢紫微星，立柱正值黄道日’，横眉是：‘太公在此。’……”梁三对能够盖得起楼房的郭世富打从心底里佩服得五体投地，对自己在发家致富上的无能深感惭愧，所以当他看热闹时，别人取笑和嘲弄他，他只能默默忍受。正如小说里说：“人们这样不尊重他，他也不怎么生气，因为他认为：只有象他哥梁大、郭二老汉他们一样创起业来，才能被人们尊重。”在第二十五章里，通过对郭世富到黄堡镇的集市上去卖粮的过程描写，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对郭世富与“牙家”（经纪人）“捏码子”、讨价还价的详细描写，反映了作者有着相当的生活基础，对农民的思想行为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就不可能把这个过程和人物写得那样细腻和传神。从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小说对农村生活中那些富有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特征的表现和反映；不难看出对农民那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剖析和揭示。正是在这些地方柳青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斗争观念的束缚和既定的创作模式的限制，对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农村社会的描写和对农民性格的刻画有着相当的真实性，体现了柳青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价值。然而，《创业史》里这样的描写毕竟太少了，即使在这样的描写中也常常贯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作者既要忠于生活、追求对生活的本真的描写，又想在描写中去体现他的阶级斗争意识和党性原则，从而使他的创作中流露出一种内在的矛盾，这也正是《创业史》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史诗高度的一个主要原因。

话说回来，由于当时党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认识和指导思想的失误，使柳青这样一个有着很强的党性而又十分强调生活的作家也难以对现实作出正确、全面的把握和真实的反映。在作品中着重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视角来描写和反映生活，忽视了生活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历史性变革的艰巨性和曲折性，尤其是忽视了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在农民身上形成的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等根深蒂固性格缺点。因此，从50年代特定的环境来看，虽然《创业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极左政治指导下的农村现实，在一些章节中也比较真实地展现了人物活动的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没有写出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缺乏生活的厚重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因而也就缺乏史诗的品格。

三

陈忠实的《白鹿原》问世后，在文坛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评论界纷纷认为，小说写出了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堪称史诗性巨著。作者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很多评论家都说《白鹿原》具有‘史诗性’的追求，其实我开头并没有这样去思考，因为‘史诗性’不是作家想来就能来的，而是必须在文本中有了厚重的文化表现才能自然出现。也就是说，文化思考及其表达到了位，史诗性便会水到渠成显示出来。”的确，陈忠实在《白鹿原》的创作中吸取了前辈作家以及自己以往创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没有从单一的政治和阶级的视角出发去观察和解读生活，没有恪守传统的文学观念来构思和创作，而是十分重视作品的文化内涵，多视角、多层面地去描写和表现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白鹿原》时间跨度大，描写范围广，人物形象众多，事件错综复杂，以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杰出的艺术成就打造出一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形象的历史。

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言，作为一部史诗性作品既要有“史”的广度，又要有“诗”的高度。也就是说，既要写出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也要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对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的历史面貌进行了全景式的艺术概括，写出了生活的厚重感和历史的沧桑感，自然也就无愧于“史诗”的称誉。

《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借以表达陈忠实创作的史诗性追求。作者在这里所理解的“秘史”应该包含着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并不是指那些民间传说、逸闻轶事，而是指能够表现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带有本质特征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指民族深层的文化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气质、品质和精神，也就是《白鹿原》中所描绘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白鹿精魂”。正如作者所言：“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

《白鹿原》的叙事方式，无论是从历时性角度还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都具备了史诗的特征。首先，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小说具有较大时间跨度，这就使其从时间的角度先具备了史诗的规模。当然，时间跨度的大小并不是衡量作品史诗性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标准，但是，作为史诗性作品一般都应反映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内容。《白鹿原》所描写的内容从清朝末年开始直到建国初期为止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这种叙事模式在当代文学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但也不多见，它为作者在小说中表现的复杂内容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空间。从白鹿原上的风风雨雨中，折射出了从清末以来的所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农民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为小说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勾勒出一幅广阔历史背景，对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展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如黑娃那曲折多舛的命运和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相辅相成；白嘉轩那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的独特性格，也是在这些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加以展示的。

其次，从共时性角度来看，《白鹿原》与以往那些被视为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与柳青的《创业史》相比，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上更为宽广，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上更为深沉，因而小说所取得的史的效果也就更为厚重。陈忠实及其《白鹿原》与以往那些被誉为史诗性的作家和作品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来多角度地描写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从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上来挖掘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层根源，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得益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农村生活的多视角、多层面的描写。在这方面，陈忠实显然也受到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影响。《静静的顿河》作为史诗性作品得到人们普遍承认，而它的史诗品格就来源于作者在俄苏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背景上，对哥萨克人文化传统的挖掘与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描写的相互交融上。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背景上，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经，以白鹿原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农民的现实生活为纬，绘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白鹿原》通过对白鹿村及其村民们半个世纪里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描写，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所有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从中渗透着作者鲜明的政治倾向和进步的历史意识。但是，作者没有因此而仅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出发，把这段生活史写成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突破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从更高的思想层面和理论视点出发，把它写成一部民族的心灵史、生活史和风俗史，写成一部民族的“秘史”。陈忠实没有象柳青那样在开始创作之前就给自己的作品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而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加以描写，呈献给读者一部富有艺术表现力和概括力的形象的历史。《白鹿原》中涉及到的社会生活内容之丰富是以往的长篇小说中所罕见的，例如，描写了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后农民们那种无所适从的心理状况；描写了军阀混战对农村造成的危害，导致的“交农事件”的发生；描写了共产党的诞生和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白鹿原上掀起了“风搅雪”的农民运动；描写了抗日战争对村民们的影响，从而有对鹿兆海被红军打死后而冒充抗日英雄被厚葬的场面，以及关中大儒朱先生等八位老者以耄耋之年请缨杀敌而要求奔赴抗日前线的场面；也写了解放战争的洪流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影响和推动，从而有了黑娃弃暗投明率领保安团起义的描写以及在随后的肃反中又被作为反革命镇压的悲剧性结局。

小说不仅如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阶段经历的所有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所产生的多重影响，而且更加注重去描写白鹿原这一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产生劳作以及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白鹿原》在对关中农民半个世纪的生活史的描写中，广泛地反映了他们长期以来所恪守的宗族制度、乡约族规、道德伦理，描写了他们的日常起居、饮食习惯、衣着服饰、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农时节庆、饥谨瘟疫等，甚至还写了在农村中很有市场的性文化和神秘文化。总之，能写的都写到了，该反映的都反映了。

宗族制度是中国几千年来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传统伦理价值观念最具体的体现和最直接的载体。要认识中国农业文明的特点，就不能不了解和剖析它。《白鹿原》之所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对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有着十分真实的描写，首先就在于它真实而具体地描绘出了中国农村中的宗族制度以及它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宗族制度作为历史的产物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的一面，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族制度就日益显示出了它的保守、落后的一面。《白鹿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了中国农村宗族制度的两面性，写出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日益没落的趋势，小说以大量笔墨着重描写了以白嘉轩为中心的宗族制度。作为白鹿家族的族长，白嘉轩是传统文化和家族制度的实践者和维护者以及它的两面性的体现者。他秉承祖荫当上族长之后殚精竭虑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修祠堂、办学校、立乡约、定族规，惩恶劝善、奖勤罚懒，力图以仁义道德把白鹿村治理成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世界。在他的身体力行下，白鹿村也的确出现了新气象，偷鸡摸狗、赌博斗殴之事不再发生，村民们成为知廉耻、懂礼义的人。尽管这样的描写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也反映了淳朴、善良的村民们对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无疑包含着积极的成分。此外，从朱先生和白嘉轩对黑娃的那种宽容和以德报怨的态度和行为来看，也反映着传统文化和宗族制度的道德理想。然而，从小说对宗族制度的描写中来看，更多的却是它冷酷的一面。在这方面，田小娥的遭遇最能说明问题。以礼义廉耻为道德规范的宗族制度是绝对不会接受田小娥这样一个女子的，所以说，她是宗族制度的最直接的牺牲品，她的悲剧命运充分说明了宗族制度的虚伪和残酷。无论如何，宗族制度是中国农业社会和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作品具有文化意蕴的基础，一个力求真实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家、尤其具有史诗性追求的作家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白鹿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作者在对作为人的生物本能的“性”的描写上的大胆突破也有着极大的关系。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原则和以史诗性追求为目标的作品，如果回避和剔除了作为人的本能之一的性的描写，那么，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对所描写的对象作出真实而全面的反映。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对爱与性的描写经过认真思考并且制定了基本的描写准则：“我决定在这部长篇中把性撕开来写。这在我不单是一个勇气的问题，而是清醒地为此确定两条准则，一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二是把握住一个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⑤

从《白鹿原》中可以来看，陈忠实把对性的有关描写作为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手段，正如作者所言，性是揭示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主要途径。在对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描写和塑造上，都注意了从这个独特的角度来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例如，白嘉轩、鹿子霖、黑娃、小娥、鹿兆鹏、白孝文等。以白嘉轩来说，他是小说中描写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和楷模。他对那些不遵守传统伦理道德的人物和言行深恶痛绝，特别是不能见容于田小娥这样一个被传统观念视为“万恶之首”的女子，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道学面孔十足的人物，也不可能剔除自己身上的这一本能，而且在这方面还表现出超常的欲望和能力，一生中娶了七房妻子并以此为豪壮之举。小说不厌其繁地来写白嘉轩多次娶妻的经历，其意不仅在于以此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和家庭对传宗接代的极为重视，而且也渲染了白嘉轩旺盛的生命力和性能力，从而彰显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也使白嘉轩处于一种言行悖反的尴尬境地。

《白鹿原》通过对众多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实现了对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缩影的白鹿原上的性风俗和性文化的独特勾勒，从而使之成为读者了解人物思想性格、探究民族秘史的重要文化背景。因此，《白鹿原》中的性描写并不是出于某种目的的点缀，而是小说中与思想意义的传达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密切相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把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融汇在一起，对那些神秘现象的描写，也是小说之所以具有浓厚文化意蕴的原因之一。《白鹿原》中神秘现象的描写十分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统的儒家思想对神秘文化虽然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但是，以鬼神崇拜为基础的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神秘文化现象与人们的生活始终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因而也就成为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描写了大量神秘文化现象，通过这个特点来深刻揭示民族文化传统，展示国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其中最具特色、表现了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神秘文化现象的莫过于关于“白鹿精魂”的描写。这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传说，同时又将它与白嘉轩创业发家的经历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个理想的传说有了现实的依据。小说中写道：“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晶亮剔透地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像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在这个神奇的传说中，勾勒出了一个对于《白鹿原》来说十分重要的象征物——“白鹿精魂”。那么，究竟什么是“白鹿精魂”？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上，作者在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已经给出了答案：“那确是一个耐得咀嚼的故事。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肆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乐康，那是一个怎样美妙的太平盛世！” 可见，“白鹿精魂”所蕴涵的无疑是人们憧憬和期望的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它所代表的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

当然，在小说中也写了不同人物对“白鹿精魂”的不同理解，从而也使其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对于朱先生来说，“白鹿精魂”应该是仁义、道德的象征，是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的体现；对于白嘉轩来说，白鹿是吉祥、财运的象征，“白鹿精魂”保佑着他人丁兴旺、财运亨通，白嘉轩自始至终都非常相信白鹿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左右着他的生活道路；而在白嘉轩的女儿白灵的心目中，白鹿则是神圣和理想的象征，当她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时，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的双重启示，感到白鹿其实就是上帝；而后来当她走上革命道路时，又将白鹿与革命理想联系起来，认为白鹿精魂就是共产主义。从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白鹿是作者用非写实的手法塑造出来的一种体现着人们的理想和希望的神秘的象征物，因为它只是存在于白鹿原上人们的头脑里，没有一个人真看见过它，它只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传说。但是，白鹿原在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又都与它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有着很强的现实性，成为白鹿原人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在这些地方，陈忠实的创作反映了他所受到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使小说体现了 “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精髓。在这些描写中，陈忠实把古老的神话传说与现代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把现实魔幻化，给它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外衣，营造出一种既超现实又不脱离现实的神秘气氛。通过这种独特而又符合国人风俗习惯的方式来反映现实，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使其具备了史诗的品格。

                                                                         四

通过以上对柳青的《创业史》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比较分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位作家在创作上的不同特点和两部作品在史诗性的体现上所达到的程度及其原因。总的来说，陈忠实的《白鹿原》之所以能够达到史诗的高度，主要是因为他的创作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而柳青的《创业史》之所以没有达到真正史诗的高度，也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忠于生活与恪守僵化的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不仅决定着作家们的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为中国当代文坛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必然是源于生活才能高于生活的。

注   释：

[1][2]柳   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M]//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3:11,14.

[ 3 ]柳   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J ].延河 , 1963 , (8).

[4]陈忠实.文学的信念和理想[ J ].文艺争鸣 , 2003 ,(1).

[5]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 [M]//《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411.

                                                                                           本文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