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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
发布时间:2010/9/26  阅读次数:2708  字体大小: 【】 【】【
  

张晓琴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近三十年来, 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曾发生过多次转变。20 世纪70 年代末, 随着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激变, 他们隐性出场并开始发言。时至80 年代, 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显现出了其精英立场。90 年代, 他们首先表现出大众化与狂欢立场其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重新定位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 90 年代末, 知识分子出现了精英立场与自由立场的分野。新世纪以来, 身为作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种种困难, 大部分作家表现出沉默与失语的状态。

  

[关键词] 近三十年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立场

  

[中图分类号] I 206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9162 (2010) 0320038206

  

近三十年来, 中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其立场曾发生过多次转变与分化。这与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有关知识分子的争论一直是个重要而又敏感的焦点问题。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工人阶级翻身当家作主, 所以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阶段, 一直将知识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加以排斥。到了1939 , 才重新做出决定: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 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1 ] ( PP1618 - 620)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分水岭。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谁的呢? 是文艺工作者, 也就是知识分子。而问题的最关键在于毛泽东对自己的定位。显然, 他是把自己定位于知识分子, 但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 一个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这是长久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问题, 直到后来拨乱反正时才得到厘清。毛泽东说: “那时, 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 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 别人的我可以穿, 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就不愿意穿, 以为是脏的。革命了, 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 我逐渐熟悉他们, 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 只是在这时, 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 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尽管他们手是黑的, 脚上有牛屎, 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在这里, 我们明显地看到, 没有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是“不干净”的, 而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便也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了。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当代知识分子政策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但是, 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斗争, “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 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 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 这是革

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 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 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 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 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2 ] ( PP1865 - 866)在那个时代, 毛泽东无疑代表了精英知识分子立场, 他力图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问题, 当然也是一个政党的问题。在这里, 我们看到, 毛泽东试图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大众的, 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便是这个意思, 因此, 他仍然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 其实, 这也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 随着政治的重负, 毛泽东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逐渐失去, 而形成了政治集权。这便是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时代。这一局面直到新时期以来才得以纠正。这时,已经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的待遇逐渐提高,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日渐上升。当然,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到了“三个代表”时期, 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得到最高尊重。所谓“先进文化”的持有者, 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 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远远地超过社会其他阶层。当然,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它包括所有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建国以来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这三种立场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命运, 同样也决定了中国当代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当代文学史中知识分子主题的走向。总体来说, 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在三十年内经过了以下几个大的阶段的转变。

一、20 世纪70 年代末知识分子隐性出场20 世纪70 年代末, 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极少发言, 即使有, 也只是隐性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 1979 年之前, 知识分子还没有得到平反, 知识分子在整个的社会阶层中属于被工人农民改造的最底层的群体另一方面, 当时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显现。但是, 随着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激变, 知识分子便隐性出场并开始发言了。

“文革”期间, 知识分子的言论, 特别是作家的创作, 都是隐性的, 即在暗地里进行。食指、芒克、多多等这时期的诗都是在地下流传,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公开发表的时候已经到了80 年代。穆旦于1975 1976 年间, 共写了近三十首诗。《冥想》中, 他说: “而如今, 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3 ] ( P324) 在这里, 知识分子的人性在复苏, 并开始暗暗地发言了。最为可贵的是, 在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当时, 他们能够自觉地反思当下的存在, 并写下他们独立的诗, 与当时流行的样板文学形成对比。确切地说, 他们站在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此外, 《天安门诗抄》中的诗亦多是无名之作, 其艺术性虽然不足为道, 但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 则是一次知识分子立场的重要转折,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集体出现。20 世纪70 年代末, 北岛等人主编的民间刊物《今天》是一声悲壮而又高亢的人性的呐喊。这便是最早的朦胧诗派的出现。这是刚刚走出集体失语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深沉而有力的回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初见端倪。但是, 毕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 朦胧派诗人们的知识分子立场始终在精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之间摇摆。北岛的《回答》、

顾城的《一代人》等都表明他们在控诉, 在责难,同时又不乏承担。与此同时, 小说界则出现了“伤痕文学”, 同样显示了知识分子对过去二十年的艰难处境的宣泄与些许的反思。随着整个社会形势的转变, 朦胧诗派开始被正名, “伤痕文学”也在向纵深拓展, 于是, 这些本来是边缘性的、民间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诗人开始走向主流, 逐渐成为其后精英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

二、20 世纪80 年代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1979 年之后, 知识分子得到平反, 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发生大的转折, 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身为作家的知识分子几乎与此同时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尽管稍有分歧, 但在1989 年之前的十年间, 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几乎都是精英立场。

1. 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 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精英立场在文学中, 真正能凸现知识分子立场的是那些有价值倾向的文本, 也许是小说, 也许是诗歌, 而更多的是评论和散文。在80 年代和90 年代, 文学界先后出现过两次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 集中体

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 从而使作家群体有了自然的分离。1978 , 朱光潜率先重提“人道主义、人性论”, 他指出: 所谓“人性”“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 人道主义“总的核心思想, 就是尊重人的尊严, 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4 ] 。朱光潜的这些论说是对人性阶级论观点进行的有力反抗, 他不仅为文艺正名, 为人性正名, 更重要的是, 表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和承担精神。1980 年第3 期的《文艺研究》上发表了钱谷融写于1957 年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 为当代文学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视域。最值得关注的是戴厚英在《人啊, !》的《后记》中直接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苏醒或重生[ 5 ] 。哲学界则开展了更为纵深的讨论, 其中, 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他的关于“人的主体性便是人性”的论断使文学理论界找到了更为踏实的理论基础。1985 , 刘再复在李泽厚哲学思想的影响下, 发表系列文章, 论述文学的主体性,将这一命题的探讨推向高潮。如果说文学作品更多地是以描写现象间接地表达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的话, 那么, 批评家则是直接的, 本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上述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当时整个文学界的精英。

当然, 这种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他们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上确立的。

2. 崛起的诗群与先锋写作: 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凸现徐敬亚的诗论《崛起的诗群》与其说是对80年代诗人及其诗歌的歌颂, 倒不如说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描述。在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 首先吹响号角的不是别人, 而是诗人, 所以诗歌被称为“时代的号角”。诗人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如果说朦胧派诗人在得到整个文学界的承认并

自然地赋予了自己一种使命(这在北岛和舒婷的诗中是很明显的北岛一方面试图要恢复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自然地成为新时期以来诗歌中的英雄,其英雄情结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 舒婷的许多诗也具有史诗般的气质) , 而使他们自然地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置换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话, 那么, 在他们的身上, 负重的是时代的情结、民族的历史以及

整个共和国的梦想。在这种情况下, 更为边缘、自由的知识分子便自然地与他们分离了。虽然说“打倒北岛”是一种诗人的疯狂呐喊, 但实际上是对北岛等朦胧派诗人的精神抵抗。于是,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第三代”诗人森林般地站了起来。知识分子的“异端”终于大规模地出现了: “非非”、“莽汉”、“他们”等等不同于朦胧派精英知识分子的自由知识分子是非主流的, 更是极其危险的。他们在解构着主流价值, 然而,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是他们在恢复着人的主题。于坚说, 他创作的目的之一, 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在他眼里, 所谓“真正的人”实际上是要求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保持真实、普通和日常的状态, 他是“世界的局外人, 自身的局外人。观照世界, 也观照自己。进入世界, 也进入自己”。[ 6 ] ( P297)从今天来看, 或者说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异端”的出现是极为可贵的。虽然他们的层次是不同的, 其诗作的艺术性也是可疑的, 但是, 不管怎么说, 他们表达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 他们丰富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 也是他们承担了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的责任。可以设想, 如果在风起云涌的80 年代文学运动中缺少了他们,那么, 整个诗坛便无法前行, 而整个文学界便会突

然间平庸无奇。同时, 我们也应该承认, 他们的影响不仅仅是诗界。将这一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立场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却是诗人海子、徐迟等。在整个文学界, 他们的言说和写作越来越趋于边缘化, 而他们的精神更为孤单。这些诗人都是在接受世界文化的养分下成长起来的, 但是, 他们在这汪洋大海里迷茫了, 他们在形而上的文化视野里无路可走了。他们一直关注的是精神、信仰, 力图寻找的是整个中国人在世界文化视野下的出路, 但是, 这条路断了, 他们也就无法走下去了。他们的自杀在当时的文学界是惊

, 是突然遭遇的休止符。海子的痛苦、忧郁与绝望正是当时中国文化面临世界文化时的心境, 可以说, 是海子将先锋诗引向了高峰, 也是海子停止了这无休止的实验。在那个时代, 先锋小说家正式地向整个文学界显示了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 与已经成功的精英知识分子相对抗。他们并不是从单向的精神视角来对抗, 而是从形式出发, 也即他们一直强调的文本。其实, 这种所谓的文本并不只代表文学的形式, 它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作家的存在意识、生活态度等。余华、马原、格非等想从方法上来解构传统。他们不要意义, 不讲故事, 不写人物, “不”是他们的态度。这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 虽然这些方法都是借来的, 但却改变了传统作家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当然, 谁也不会想到, 时隔不久, 他们便成为文学的主流, 而他们也置换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应该说, 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崛起, 呈现了一种启蒙的精神, 是“五四”启蒙精

神的一种延续。但真正将新时期作家的启蒙热情推向极致的“是以赵瑜、胡平、张胜友、涵逸、麦天枢、李延国、贾鲁生等为代表的一批报告文学作家, 他们以近乎‘神圣的疯狂’对现实进行着毫无遮拦的批判, 其对中国命运的焦虑溢于言表”。[ 7 ]( P158) 体现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三、20 世纪90 年代知识分子的立场

1. 知识分子的大众化与狂欢立场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 可以说是精英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都暂时进入了集体沉默的阶段。这一时期,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市场经济开始确立,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大众文化来临大众文学兴起。欲望化是整个90 年代文学的主要倾向, 描写欲望或给欲望正名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比比皆是。“新写实”小说和流行文学在这个时候承担了关于“人性”的解说, “人”被重新解释。“作家也是人”,“知识分子也应该富起来”等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 从大小报刊均可以看到这类言说。值得分析的是一些“另类文学”: “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是当时文学中有鲜明倾向的几股思潮, 它们标榜新颖, 以与正统文学相对立的方式出现, 表面上看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 但究其实质, 仍然属于伪自由主义。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炒作, 想在低迷的文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但在文学理想方面缺乏必要的构建, 或者说, 缺乏必要的形而上的善的意志。

这一时期, 最重要的现象是影视艺术的狂轰滥炸和网络文学的席卷而来, 使精英文学和边缘的自由主义文学处于隐忍的态势。一个靠媒体炒作和控制的时代来临了, 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时代来临了。各种网站兴起, 欲望化写作又一次被夸张变形。这是一个被称为“众声喧哗”的时代。主流语言便是欲望、解构。值得关注的是, 自称为“纯文学”和“精英文学”的文学期刊, 表面上它们仍然在坚守严肃文学的阵地, 其实, 已经成为大众文学的帮凶。什么是纯文学? 什么是精英文学? 在一个摹写欲望的时代, 欲望便是旗帜。那些纯文学或精英文学只不过是在重新解读欲望而已。从文化的深

层内涵来看, 缺乏的仍然是深邃的人文精神、形而上的哲学构建。

2. 人文精神大讨论: 重新定位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在知识分子对整个中国政治中的大事件集体沉默的情况下, 他们对文学中的一些主题倒是相对表现出了热情, 产生了几次影响大的讨论, 比如: 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二王”与“二张”的对峙, 对余秋雨的批判,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立等等, 这些讨论将知识分子这一话语焦点推向了新的高潮, 也使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渐渐地清晰起来: 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应该坚守什么样的立场?对“人文精神”的讨论, 其实正是对知识分子本质的探讨, 也是一次寻找知识分子的大行动。在这样的探讨中, 谁是知识分子, 谁是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便一目了然了。这场讨论持续了近四年之久, 直到1996 年才平息。参加讨论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家和作家, 还有很多学者, 甚至是多学科的

学者。

王晓明在编辑《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时, 对这场讨论进行了七个方面的总结,[ 8 ] ( P272) 他把知识分子与文化人进行了分离, 这使得知识分子无形中承担了一种使命, 那就是对“人文精神”的践行。显然, 他是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发言的。能够践行这一使命的作家似乎很少。张承志、张炜、李锐、韩少功等是这场讨论中凸现出来的晨星, 也是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的捍卫者。他们陆续撰文公开阐明自己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相反, 王蒙、王朔、张颐武等则对人文精神提出质疑。作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 张颐武认为对人文精神的倡导, 是知识分子的自虐。[ 9 ]在这场讨论中, 鲁迅又被作为知识分子的参照系。鲁迅究竟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需要理清的问题。鲁迅生前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冷酷地批判着当时的整个社会和中国的文明, 因此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孤立无援,而他死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所拥戴的知识分子, 于是, 他便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就连一直对知识分子持讽刺态度的王朔在后来也说: “说到知识分子, 我认为鲁迅可以算一个, 我认为他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并且可以颠覆现存的整个文化秩序, 那才叫知识分子。至于那些只是念过一大堆书

的人, 我觉得那叫‘知道分子’, 我攻击的知识分子就是这帮人, 只不过那时, 我没有想到‘知道分子’这个词, 所以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把他们混为一谈了”, “我愿意今天更正”[10 ] 。这种认识的转变其实也是有赖于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它使人们真正地认清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 这种立场并非简单的批判的态度, 而是一种精神向度。

3. “知识分子”与“民间”的论争: 精英立场与自由立场的分野如果说, 20 世纪90 年代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只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一次内省的话, 那么,发生在稍后的诗歌界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便更进一步了。在这次争论中, 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被认同, 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也逐渐被理清。在1999 4 月的“盘峰会议”上, 发生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论争。按照西川等早在1988 年刊印的《倾向》1 期“编者前记”中所说: 知识分子写作主要是指一种“精神”, 它应该

建立在“理想主义信念”、“使命感”、“责任感”和“少数”等思想基础上。这显然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90 年代后期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述中, 这种立场更为学理化了。他们指出, “知识分子精神与写作之间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时代恰恰是诗人担负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文化使命的主要原因”。[ 10] ( P297) 而民间立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 难道它与知识分子真的是两相对立的吗?为民间立场摇旗呐喊的有诗人于坚、韩东、沈浩波及评论家谢有顺等。韩东说: “民间立场就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民间的概念是自足的和本质的”, 类似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经典命题[11 ] 。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进行更进一步分离的是谢有顺, 他把知识分子写作过多地归结为一种“虚构的经验”和“永远不触及生活本身的边界”, 而把“民间立场”描述成既关注“形而上的问题”, (而且是重点) 关注最琐细的日常生活[12 ] (P396) 。针对民间立场的论述和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批判, 王家新、西川、唐晓渡等又进行了回击。

这场讨论已经比1996 年之前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更为深入, 他们都强调了一种品质: 独立精神。而这, 正是精英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必备的精神。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就会发现,其实这场讨论是一场虚拟的讨论, 有诗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民间立场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是民间? 从韩东等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所谓民间其实不过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 是与精英知识分子相对立的一种立场。而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也不过是表达了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立场。我们已然发现, 他们都强调“独立品质”, 这表明知识分子真正理性的时代到来了, 但是, 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于坚、韩东、谢有顺等还只是停留在与精英话语保持距离上, 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独立批判精神也常常以沉默来显示。至此, 在当代, 知识分子经历了从无名到隐性发言, 到崛起, 再到其内核的认识, 最后到神与形的追求和分离的过程。虽然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英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还没有出现, 但是,我们已能渐渐看出其端倪。

四、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转型

新世纪以来, 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种种困难, 一是文化市场对传统写作的严重挑战, 许多杂志和出版社开始面向市场, 改变了传统的运作方式, 这使得很多作家产生危机感, 并渐渐地放弃了原来的写作二是大众娱乐文化的深入使一部分作家开始转向影视创作, 精神向度也向着大众化和娱乐化方面转变三是网络写作、80 后写作以铺天盖地的形式改变了传统的精英式写作, 使作家群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

如果说以前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写作的时代,那么, 网络时代则是一个大众知识分子写作的时代。写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而是一切可以写作者的权利。于是, 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便与以前有了大的区别。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 我们有必要在一个大众化写作群体中分离出真正的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 要探寻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理想和精神。那么, 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呢?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分析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后认为, 知识分子应是理想主义者, 是违逆大众而不是顺应大众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应是永远的内心的流亡者和自我放逐者; 知识分子在现代必须努力保持一种业余的态度, 即边缘的姿势; 知识分子要勇于批判权力, 永远对权力说真话; 知识分子应是一个永远的怀疑者而不是一个真信者。[ 13 ] 应该说,萨义德所处的环境与中国当下较一致, 因此其对知识分子的一些论述值得我们借鉴。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 即今天真正的知识分子与知识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是与他们的精神向度相关, 只有那些怀有强烈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精英意识的作家、学者和保持非常独立精神的自由思想者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从这一假设来回视新世纪近十年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 可以说中国的作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这一时期, 不是一个文学占主流的时期, 而是一个文化占主流的时期, 因此, 以文化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便成为真正的明星。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准确地说, 易中天和于丹不是真正的作家, 只能算是学者, 但他们的文风、思想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和精神。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 站在主流文化的侧面来重新书写已经成为弱势的中国传统文化, 暂且不去说他们思想的深度, 单就这种姿态来讲, 代表了精英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某种立场。在这一时期, 我们似乎很少看到作家群体的发言。事实上, 新世纪以来, 作家群体失语, 在很多大的历史性事件面前保持了沉默。2006 5 ,在武汉发生了一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不寻常现象, 明显是人们对身为作家的知识分子集体沉默的不满。但残雪等回应道, 沉默也是一种发言。另一个事实是, 这一时期, 人们似乎也没有看到期许中的伟大文学出现。很多评论者都认为, 新世纪以来, 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超过上世纪90 年代出现的《白鹿原》。这些都说明, 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 灵魂深处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革, 他们在默默地重新寻找、选择, 或者发言, 或者沉默, 但都保持了一种独立的精神。

  

[参考文献]

[ 1 ]  毛泽东.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A] . 毛泽东选集: 2 [C]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 ]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 . 毛泽东选集: 3 [C]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 ]  穆旦. 冥想[ A ] . 穆旦诗全集[ C] .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 4 ]  朱光潜.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美和共同美的问题[J ] . 文艺研究, 1979 , (3) .

[ 5 ]  戴厚英. 人啊, ! [M]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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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谢有顺. 诗歌与什么相关[ A ] . 杨克主编. 1998中国新诗年鉴[C]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13 ]  爱德华·W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 单德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部生态文学研究”(09XZW014) 阶段性成果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三期项目“当代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研究”(NWNU2KJCXGC2SK030321)

[作者简介] 张晓琴(1975 ) , , 甘肃靖远人, 文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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