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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精髓——陈忠实与柳青创作的倾向观比较
发布时间:2012/1/16  阅读次数:1432  字体大小: 【】 【】【
  

李晓卫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兰州   730070

  

   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同发展时期的代表作家,陈忠实和柳青的创作在对作品倾向性的理解和表现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柳青尊奉紧密配合现实政治的倾向观,重视对作品思想性直接、鲜明的表现;陈忠实则没有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表现作品的倾向性,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和客观描写,渗透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和现实矛盾的独特思考,使作品的倾向性得到了自然的呈现,从而体现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髓。

  

词:   陈忠实 ;柳青;创作观;倾向性;差异

  

任何时代和阶级的文学作品都不能不表现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倾向性是与真实性密切相关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倾向性与真实性是统一的。但是, “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 “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作为当代文学不同发展时期代表作家的柳青和陈忠实的创作,在倾向性与真实性及其关系上着存在着明显不同,反映出生活在不同时代环境里的作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表现。用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关于倾向性与真实性及其关系的理论来衡量柳青和陈忠实的创作,可以看出柳青离这个要求还有明显的距离,而陈忠实则达到了这个要求。

作为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柳青在创作中十分重视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尤其注重文学创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是描写获得了土地后的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的最早尝试,也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最早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重要作品,因而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是,柳青在以后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也都在这部小说里初露端倪。例如,注重文学创作对现实政治的配合,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教育功能而忽视它的真实性。正如作家周而复所言:“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有一个特点:即文艺与政策的高度结合,文艺作品反映一定的政治,才有丰富的政治教育意义。”尽管柳青后来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认为它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但是他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划和场面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换言之,就是认为缺乏先进的世界观和浪漫主义的手法,这样的认识显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反而促使他在以后的创作中极力向他所认定的的那个方向去努力,以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足够的力量”。到他的代表作品《创业史》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梁生宝等人物形象身上倒是体现了“足够的力量”。但是,作品的真实性却受到了损害。

柳青在《创业史》的写作中给自己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力得到初步解放,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如小说中县委杨副书记所说的那样:“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此时的农村情况比较复杂。贫雇农们虽然分到了土地,但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以,相对来说这部分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愿望最为迫切。地主、富农虽然已被剥夺,但是由于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对包括农业合作化在内的任何政策都有一种本能的敌视,然而作为一个已从整体上被打垮的阶级,此时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中农和富裕中农则要凭借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和经济上的势力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以个体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很难促进生产的发展,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它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多数农民还是有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的可能性。但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传统在他们身上形成了深厚的积淀。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就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要交出刚刚获得的土地,从他们的本性来说是不情愿的,迈出这一步是艰难和痛苦的。中国的农民最讲究实际,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社会主义虽好,但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所以,此时的农民对小农经济的留恋和怀念,对走集体化道路的犹豫和怀疑的心态是十分普遍的。他们有走集体化道路的可能性甚至积极性,同时又缺乏走集体化道路的明确性和坚定性。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动摇情绪。因此,引导广大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不断地自我否定的漫长过程。

       然而,从《创业史》来看,对这个过程的描写显得过于简单化,并没有象作者所说的那样,真实地揭示广大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而是夸大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和合作化进程的顺利性,忽视了合作化道路的艰巨性和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动摇和反复,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柳青创作上的那种积极配合现实政治的倾向观。从小说的人物描写来看,作为合作化道路带头人的梁生宝对农业合作化有着非凡的热情,对党的政策有着超常的理解力。他的那种政治敏感性刚刚解放时就突出地表现出来,当包括他继父在内的普通农民都还不太理解解放的含义时,他就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解放啦!——   ”“世事成咱们的啦!—— ”此后梁生宝迅速地成长起来,从一个普通的庄稼人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此后的他时时处处严格按照(作者所规定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通过一系列事件的描绘,一个共产党员和合作化道路带头人的“高大形象”终于被树立起来。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写了农民的狭隘、自私、保守和落后,但是把这些农民阶级的性格弱点主要放置在老一代落后农民身上,而从新一代农民尤其象梁生宝这样的农民先进分子身上彻底剔除了这些性格弱点,这样一来,人物形象的政治倾向性固然鲜明了,而真实性却大大削弱了。

       从《创业史》对合作化运动的描写还可看出,尽管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波折,作者也不断地强调它的艰巨性。但是,从作品的具体描写所呈现出来的客观效果看,它的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农民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过程是比较简单的,农民克服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的性格弱点也是比较容易的,而且越到小说的后面,(尤其在第二部),这种倾向越加明显。例如对合作化骨干分子高增福形象的描写就显得倾向性有余而真实性不足。小说中描写梁生宝要去县里开会前召开的灯塔社社务管理会结束后对高增福说,等社里条件好一些后要给他盖房子时,“高增福不客气地打断生宝,拍拍胸口大声激动地说:‘我连这颗心都入了社哩,一个草棚屋算啥?只要咱们把社办好,我这辈子不盖草棚屋也是畅快的。……’”这番充满感情色彩的表白固然是为了表现人物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即可从中看出破绽。党号召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经济上彻底翻身,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从高增福的表白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能把农业合作社办好,自己一直贫穷下去也无所谓,也是心甘情愿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要问,党号召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意义何在呢?也许柳青这样来写是为了赋予他的人物先进的觉悟和高尚的品德。然而暂且不谈高增福这样一个在旧社会给地主扛长工的农民在此时此地是否会有这样的觉悟,先说柳青这样一位对党的农村政策十分熟悉、对农民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作家,让自己的人物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令人费解。如果合作社的社员连栖身之地都没有,又怎能显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呢?况且,高增福毕竟是一个在旧社会饱受封建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的农民,在他身上不可能不留下一些那个时代的痕记。从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柳青为了使作品紧密配合现实政治而不惜拔高人物形象,使人物性格受到损害。犯了恩格斯所批评的“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的毛病。

       柳青那种紧密配合现实政治的倾向观还表现在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描写上。柳青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合作化运动初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地主和富农等反动阶级站在富裕中农的背后。”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创业史》中从结构到描写都注重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精心结构了三条相互交错的冲突线索。一条是贫雇农和下中农同反动富农和某些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冲突,一条是农民群众内部社会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自发思想倾向的冲突,一条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从多方面来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而实际上,柳青对阶级斗争的这种描写是夸大的。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形式存在着,但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柳青的这种阶级斗争观念有着深刻的时代和政治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一定时期的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对柳青这样一个既关注现实,又有着很强党性的作家不能不产生较大影响。按照他的总体构思,《创业史》共写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后来虽然只写出了前两部,但后两部的大体情节在柳青生前已基本形成并有所流露。在第三部里写郭世富要自觉参加郭振山的队伍,第四部里姚士杰也同郭振山合流,结果姚士杰被逮捕法办,郭振山被开除党藉。尽管由于小说没有写完,这个构想未能实现,曾使一些人抱憾不已,但我们从其他一些紧跟形势的作家的作品中,亦不难看到这种模式及其结局。

       1957年,柳青在《创业史》(第一部)尚未写出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去赶写《狠透铁》;1977年,对《创业史》第一部的修改,都与他那种紧密配合现实政治的创作观、倾向观不无关系。《狠透铁》与《创业史》一样,反映着柳青当时对农村生活动向的基本看法。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柳青之所以在写作《创业史》中,又插进去写作《狠透铁》,这不但因为《狠透铁》有其自己的认识价值,它和《创业史》的题材也是紧密相连,可以表明作家对农业合作化的全面看法。它应该是《创业史》总体构思的一部分,是《创业史》形象系列的一部分。”但是,柳青在《狠透铁》里表明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呢?仍然是一种突出阶级斗争的思想观点,《狠透铁》的思想观点的确与《创业史》是完全一致的,柳青之所以要在《创业史》之外再写这样一篇小说,一方面如作者所言是为了完成《延河》编辑部“要帐式”的稿约,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看法提前表达出来。但不幸的是他对农业合作化的看法是不准确的,他在《狠透铁》里揭示的矛盾缺乏典型性,没有能够反映出当时农村生活的本质真实而有点赶任务的味道。总之,随着五十年代后期党的指导思想对阶级斗争的日益重视和对党内路线斗争的强调,柳青创作中的这种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作者迫切希望农业合作化早日实现。愿望虽好,但是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呢?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理想与现实的脱节的创作倾向。

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作家们又获得了身心上的解放和创作上的自由。作为一个对生活和艺术都十分严肃、认真的作家,柳青也终于有机会对《创业史》(第一部)进行修改,使之臻于完善。但是,由于作者的思想观点并无根本变化,所以,修改后的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基本上仍保持原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又加进了批判刘少奇的内容,这就使柳青一贯所坚持的那种紧密配合现实政治的倾向观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应该具备的主体意识及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思考仍然比较模糊。从修改的具体情况来看,删去最多的是关于梁生宝和徐改霞爱情描写的一些细节以及关于素芳和姚士杰关系的一些细节。之所以这样修改还是为了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划和场面描写”划清界限。此外,这次修改删去了一些抒情和议论。在《创业史》的第一版中,有大量的抒情、议论的成分,这曾被誉为柳青创作上的一种风格。本来这种创作特点也无可厚非,然而,对于柳青的创作来说,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批评的那样,存在着“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的缺点。当他的人物在真实性、典型性上的描写达不到预期效果时,就以主观抒情和议论的手段来促成这种效果,这种做法在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只要写到梁生宝,无不流露着喜爱、赞扬之情。倾向性无疑十分鲜明,但却背离了恩格斯关于“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的现实主义原则。虽然柳青后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那种过份抒情议论带来的弊病有所认识,并在修改本中作了一些修改,但这些修改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抒情议论的手法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而紧密配合现实政治的观念已深深地渗透在他的创作观中。而使人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一年之久的1977年,柳青在《创业史》的修改中仍然加进了批判刘少奇及其主张的内容,这就不能不反映作者思想一定程度上的僵化、迟钝和错误路线对他的影响之深。

  

与柳青相比,陈忠实的创作并不是没有表现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相反,正如文艺理论家陈涌所指出的那样:陈忠实在写作《白鹿原》以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他那时候已经具备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鲜明的思想立场……他的艺术实践证实他并不缺少直面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的勇气……然而,陈忠实创作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并不是以简单的、直接的、紧密迎合政治的方式实现的,而是通过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把握,写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性、复杂性和多面性,表现了作家对民族命运和现实矛盾的深切体验和深刻思考,也使作品的真实性和倾向性较好地统一起来。

陈忠实在《白鹿原》之前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南北寨》、《初夏时节》、《尤代表轶事》等,以或歌颂或批判的态度,塑造出了一个个或悲或喜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封建残余思想的根深蒂固、极左思潮的肆虐和泛滥,从而表现了作家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反映出作家鲜明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

《南北寨》是陈忠实早期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南寨和北寨是地连地、渠连渠的两个毗邻的村子,村民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瓜葛。但是,由于两个大队在政策和具体做法上的不同,也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南寨大队在干部们的带领下,抵制浮夸、虚假的政策和做法,一心一意发展生产,使社员们吃饱穿暖并有盈余。而北寨大队则在王支书和公社韩副主任的错误政策的指使下不抓生产,成天让农民打球唱戏,结果还未过年就缺吃少穿,无奈之下只好向南寨村民借粮。小说紧紧围绕着北寨社员向南寨社员借粮的事件,来描写各种人物对这件事的不同态度。揭露和挫败了韩副主任策划的政治阴谋,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从而立场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倾向。

《尤代表轶事》中塑造了一个被错误路线严重扭曲了性格的时代畸形儿形象——尤喜明,从而表现作者对“四清”运动等错误路线的揭露和批判。然而,小说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对尤喜明这个喜剧性人物的塑造,揭示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劣根性。

尤喜明与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游民,却时时盼望着“革命”的来临,他所理解的革命与阿Q对革命的理解十分相似。阿Q革命的目的是因为举人老爷也害怕革命,“于是他未免有些‘神往’了……” 况且革命能给他带来利益和实惠,可以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进土谷祠。而尤喜明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当干部,捞好处。于是,他直接去找工作组的安组长要“官”。尽管安组长的冷淡使他象阿Q 一样,“革命性”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尤喜明还是时时伸长他敏锐的政治触角,捕捉着阶级斗争的气息。

陈忠实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通过对尤喜明的形象描写和性格刻画,既反映了错误路线对人们的毒害,又深刻挖掘了中国农民身上所存在的性格缺点。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进步的思想立场。

这些小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为党在新时期的农村政策作宣传,体现了陈忠实作为一个党员作家注重维护党的形象的鲜明政治倾向性。但是,这种政治倾向性不是直白地、简单地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体现的。这就使得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在倾向性问题上与柳青的创作有着明显的不同。

《初夏时节》从两个方面塑造了冯二老汉形象,通过承包渔塘,刻画了他勤劳、质朴的性格特征;同时,通过对女儿婚事的关心和干预,也表现了他性格中自私和保守的一面。陈忠实在小说中突出地描写了冯二老汉的转变——从懒惰到勤劳,同时也写出了他的思想负担——对党的农村政策的怀疑和观望,在这些方面与柳青的《创业史》比较相象。但是,陈忠实笔下的人物对富裕生活怀有强烈的期盼,这从具体的事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柳青的创作中,人物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并不十分强烈,更多的是作者赋予人物的一种思想观念,而这也许正是这两位不同时期的作家对创作的真实性、倾向性及其关系的不同认识和表现。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与他的中短篇小说相比,虽然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内容,但在对现实主义思想艺术的追求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共同点。他以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观察力和社会主义作家的鲜明思想倾向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不断地超越前人、超越自我,在《白鹿原》中真实地描写了关中大地白鹿原上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再现了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足迹,写出了现实生活的多面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深刻体验。

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虽然一般来说,不能在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简单地划等号。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作家在创作中真实地描写和反映了生活,那么,即使他没有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观点,他的作品也还是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些评论者在谈到建国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真实观时指出,陈忠实的《白鹿原》与柳青的《创业史》分属于不同的历史观。以柳青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站在阶级、政党的立场上,热情讴歌一个成功的阶级和政党所取得的划时代的胜利。……”而以陈忠实为代表的一批当代作家“除了站在政党和人民的立场之外,还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从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或回顾或鸟瞰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这种历史真实观“努力走出道德评价历史的误区,不再纠缠党派阶级之间是非恩怨,而是艺术地说明历史发生发展的诸多内在因素及其规律。……”“《白鹿原》涉及的五十年历史,正是旧的社会秩序瓦解,各种政治力量殊死搏斗的时期,用传统的观念看就是对立阶级决一死战,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作品毫不回避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又第一次没有简单地把阶级斗争描写为阵线分明、敌我分明的两大阶级的对抗。从《白鹿原》描写的几对人物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关于阶级斗争的新见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能才是阶级斗争的真实状态。作为个人,他们虽有各自的立场,但那远不像对抗中的两大阶级那么泾渭分明。”

从作品的实际来看的确如此。柳青在《创业史》中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以鲜明的党性原则来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曾多次表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所以,他的《创业史》就是党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形象体现,倾向性不可谓不鲜明。然而,却忽视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忘记了恩格斯关于“倾向应该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该把它们特别指点出来”的见解。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在作品倾向性的表现上与柳青的《创业史》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小说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描写,就突破了以往创作中的模式,超越了阶级和党派的界限来写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恩恩怨怨是现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以往的作品在涉及到这个题材时,往往都以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将两党之间的矛盾、斗争写得泾渭分明。共产党如何为国为民,如何得民心进而得天下;而国民党又如何祸国殃民,如何失民心进而失去天下。但是,生活本身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黑白分明,往往以其复杂性和矛盾性呈现出来。能不能写出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评价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及其创作的重要标准。

翻开《白鹿原》,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一副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白鹿原上的风风雨雨折射出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是,作者并没有按以往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评价来加以描写和表现,而是跳出那种简单的是非评价观,以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眼光来看待和表现这一段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被评论界誉为史诗的《白鹿原》中都得到了描写和反映,如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农民运动、国共分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阅读《白鹿原》似乎就是在阅读一部中国现代史。在这段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在小说中都有相应的描写,在对这些事件的朴素描写中又都鲜明地流露着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例如,小说中关于民国时期政府的税收政策引起了白鹿原上乡民们的不满而导致的“交农事件”的描写,就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表现了作者关心和重视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倾向。县长颁布命令,要对本县的土地和人口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然后,按土地亩数和人头收缴印章税。作为白鹿村族长的白嘉轩本能地感到这是一种苛捐杂税。于是,他一手策划了“交农事件”,利用古老的“鸡毛传帖”方式,发动白鹿原上村民们抗着农具到县城去游行示威,并最终导致了县长的下台和苛政的废除。小说在对这一事件整个过程的描写十分客观,带头闹事的是封建势力在农村基层的代表——白鹿村的族长、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地主白嘉轩。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这在过去的文学创作中是不可想象的,而正是在这些地方,显示了陈忠实创作的独特之处,表现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艺术的真实性,从中也流露着作者鲜明的倾向性。

其次,陈忠实作为一个出身于农村的作家,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农民命运的思考和描写,对农民生存状况的关注,也就成为他创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色,而《白鹿原》在这方面也具有代表性。

《白鹿原》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冷峻的描写中饱含着炽热的感情。“五四”时期的鲁迅,从民族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要求出发,接受了西方先进的世界观、文学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鲁迅直面人生,自觉地将文学创作与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农民的命运,写出了他们对革命的要求和不得不革命的境遇,在揭露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农民本身的弱点,无情地批判了他们的愚昧、保守、落后、自私、狭隘、贪图小利、得过且过等种种性格缺点,并揭示了这些性格缺点的根源在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和封建文化奴役的结果。《白鹿原》在这些方面与鲁迅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小说伊始对白嘉轩的七次娶妻过程的描写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充分表明了以农耕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传宗接代的极端重视。在这里也表现出作者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十分关注和对民族性格弱点的深刻揭示,从而也体现着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民族,因而对自身的繁衍发展十分重视,形成了注重传宗接代的文化特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对这种文化特征的准确表述。在《白鹿原》中,通过对白嘉轩七次娶妻过程的不厌其繁的描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特征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演绎和说明。白嘉轩不惜倾家荡产,再三娶妻生子,就是怕落得一个“无后”的不孝罪名。正如白嘉轩的母亲所说:“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此语虽然简单,但却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文化的本质。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为了能使这个文化体系延续下去,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伦理的维系。因此,为了不使自家的财产旁落,就必须使人丁兴旺,把香火延续下去。这就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农业文化的真实写照,是对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从白嘉轩娶妻过程的描写中,也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特征。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又一特征的深刻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始终持一种轻蔑的态度,例如,当白嘉轩死了第四个女人后,他的父亲——秉德老汉平静而又不容置疑地说:“再卖一匹骡子”。当白嘉轩死了第五个女人后,他的母亲也不觉悲哀地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从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女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也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对人们的毒害之深。白嘉轩的母亲身为女人,对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麻木不仁,反而沦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帮凶。在这些描写中,也使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陈忠实小说中的延伸。

总之,关于白嘉轩七次娶妻的描写,并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噱头,也不仅仅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而是包含着深广的历史和文化内容,在对生活真实描写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和民族性格的弱点,从中无不包含着作者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怀和思想倾向。

  

从以上的比较和分析中不难看出,陈忠实与柳青的创作在对作品的倾向性的理解和表现上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柳青尊奉紧密配合现实政治的倾向观,重视对作品思想性直接、鲜明的表现;陈忠实则没有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表现作品的倾向性,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和客观描写,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和现实矛盾的独特思考,使作品的倾向性得到了自然的呈现,从而体现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髓。两位作家对倾向性的理解和表现,也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文学观念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对他们的创作的比较和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学创作的倾向性问题,进而捍卫和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

   释:

①②⑨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见《马恩列斯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月第1版,第131135136页。

③周而复:《〈种谷记〉座谈会》,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3月第1版,第131页。

④恩格斯:《致斐·拉萨尔》,见《马恩列斯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月第1版,第100页。

⑤柳   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原载《延河》19638月号。

⑥刘建军等:《论柳青的艺术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8月第1版,第119页。

⑦张长仓:《重读〈狠透铁〉》,《人文杂志丛刊·柳青纪念文集》第164页。

⑧陈   涌:《关于陈忠实的创作》,见《〈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月第1版,第208页。

   水:《第三种真实》,见《〈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7月第1版,第135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甘肃省教育厅2008年研究生导师项目“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陈忠实创作研究”(项目编号:080120)、2010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西部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与农民素质问题研究”和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三期三批创新团队项目“当代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研究”(项目编号:NWNU-KJCXGC-SK03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晓卫(1957—),男,山西定襄人,文学硕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邮政编码:730070   电话:0931-7972676   1369300216     e-maillixw@nwnu.edu.cn

  

On the essence of realism

Comparison of the tendentious in literature of Chen zhongshi and Liu Qing   

Li Xiao-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Gansu,Lanzhou,730070)

Abstract :There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that works of Chen zhongshi and Liu Qing as representative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different   stages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performance with tendentious in literature. Liu Qing holds that tendentious in literature should be closely with the political while   Chen zhongshi   holds   the tendentious in literature should be got natural presenting,   thus   in the person of

the essence of realism literary .

Key WordsChen zhongshi Liu Qingconcept of literature; tendentious in literature; difference

                                                                      刊载于《兰州学刊》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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