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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
发布时间:2010/9/26  阅读次数:2823  字体大小: 【】 【】【
      

韩 伟 宋 飞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  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在看似热闹的争鸣中不乏有些空洞与浮躁。多元化带来的契机使批评在隐忧中重新繁荣,但面对繁盛纷乱的话语批评现状,批评家自身责任意识的坚守,客观严谨治学精神的保持,对文艺现状的清醒认识以及适时的思考与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以批评现状为依据,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予以客观的分析和梳理。

关键词:  多元化本土批评红色经典文学批评媒体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6. 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3637 (2009) 02 - 0163 - 05

  

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在看似热闹的争鸣中不乏有些空洞与浮躁。多元化带来的契机使批评在隐忧中重新繁荣,喧闹过后,冷静的思考与反思或许会给批评家以新的启示与灵感。面对繁盛纷乱的话语批评现状,批评家自身责任意识的坚守,客观严谨治学精神的保持,对文艺现状的清醒认识以及适时的思考与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不应忽视批评家自身意识的彰显,这为多样性的文学批评样式注入新鲜的活力。无论是浮躁的本土批评还是对“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抑或论及文学批评家的价值坚守与批评家的责任意识,以及热热闹闹的媒体时代文学批评,批评家都应力图避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用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全新的学术观念进行文学批评。

一、批评的多元化与浮躁的本土批评

当今时代商品社会高速发展,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也时时发生着变革。文化的多元形式日益凸显,文化转型与繁盛为文学研究的发展带来契机,林林总总的文化模式与手段正影响着传统的批评形式。然而“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精神文化选择也更多偏向影视、广告、畅销书、快餐杂志、英特网等大众传播方面,显然人们对传统文学的依赖正日益减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文学

审美精神被解构和泛化的同时,文学批评也在生存形态上日益边缘化和多元化,渗入了政治批评、社会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语言批评等多种因素,批评的文本对象也呈非文学性的趋势”。由此文学批评一方面长期受西方文艺思潮、意识形态及话语霸权的冲击,又加之当下市场商品化和消费大众化的挤压,使得文学批评已很难掩饰话语失范的尴尬。我们说批评的多元化为众多批评家提供了批评的机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纯文学的研究倾向。随着一批新兴批评形式的蓬勃发展,诸如“媒介批评”、“文化批评”、“日常批评”甚至“快餐批评”,等等,这些批评样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以往文学批评文本的学究气息和宏大模式,批评话题和话语也具有泛文化特点和社会政治针对性,其间“人文精神”、“精英意识”、“跨文化”、“失语症”、“知识分子立场”、“民间化”等问题都有社会批判、道德批判、审美批判和政治批判相互渗透交叉的学术倾向。在这种境况下,文学批评的现状难免令人堪忧,空前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并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各种批评样式的多元化带来的种种异化现象,早已颠覆多元批评产生伊始的新气象。譬如产生于90年代日渐兴盛的媒体批评就引来了诸多文学批评家的争相热评。不得不承认媒体批评的舆论力量确实很大,但它常常与庸俗、浮躁、武断、霸道、不负责任等联系起来,当然媒体批评的发展尚未成熟,仍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但作为批评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与良知不应丧失。相对于媒体批评,文化批评的关注度与重要性更为突出,因为研究文学必须将其置入一定文化背景下进行关照。从文化学角度来看,文学文本所展示的语言艺术、民族特色、风土人情以及价值观念等都可作为文化的载体传承文化,因此文化批评意义重大。批评家生活在特定文化背景中,深受周遭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当批评主体进行批评时,自然站在他所属的文化背景下发表意见,这就难免有失公允。文化批评在如此根深蒂固又顺理成章的文化本质面前,其客观性与针对性显然至关重要,文化批评者评价角度的选取及尺度的把握也比批评本身的意义更大。此外,多元格局中理论化颇强的“学理批评”也引来不少质疑。学理批评是一些研究机构或高校学者对于文学现象的学术观察,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比起占据文学批评“版面”主体的媒体批评而言,这种批评其实远不发达,“学者们往往沉浸在以往中国或外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史梳理中,而把对于当下文学现象的及时批评置之度外,或者只是偶尔为之点评一二,这等于主动放弃了文学批评阵地。尽管如此,这种批评还常常受到批评,诸如愈来愈专业化或学究气,逃遁于古代或学术象牙塔,而脱离群众”。在批评多元化影响下,批评自身出现的这些分化使批评变得日益繁杂,

为批评家提供多种批评手段之余,也对批评家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批评家而言,批评的多元化为我们架起了更广阔的文学批评交流平台,一方面消解了许多词语概念原有意义的封闭性和固定性,使批评语词的运用更加灵活;另一方面批评家的批评意识、评价尺度、思维体系也随着多元格局的建立或坚持或摒弃或左摇右摆,本土批评在这种批评格局的晃动中不免显得有些浮躁。在当今文艺界,文学批评的繁荣局面值得深思,虽然各式各样的文学研讨会轰轰烈烈充斥文坛,但这种繁荣颇具泡沫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学批评“虚热症”的一种体现——精神迷幻又话语狂热。批评家主体性的浮躁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文学判断的“失真”。难以否认某些批评家早已失去了细致解读文本的耐心,转而热衷于发出各种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判断”,他们总是选择最极端的价值词汇,以夸张的修辞来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进行评判,这也是所谓的“酷评”。它是对那种无关痛痒、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油滑”文风的反动,它义正词严的价值立场确实彰显了文学批评的力量。应该说其出现之初是颇受欢迎、值得期待的,譬如“李建军对贾平凹的‘拷问’、洪治纲对茅盾文学奖的‘质疑’、葛红兵对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哀悼’,虽说各有偏颇,并存在或多或少‘过度阐释’的问题,但其尖锐、大胆的文风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然而,随着“酷评”日趋商业化、时尚化,它的形象也日益演变成对批评对象的过度阐释,甚至捧杀,唱赞歌。有些批评家紧跟媒体节奏,将批评文本的曝光率点击率视为创作动机,使文学品格在商业时代的时尚潮流中逐渐消失。还有某些批评家已失去美学判断和精神判断必要的客观性,过分夸大或扭曲文本,这种武断甚至暴力的批评早已超出美学判断的底线,也超出文学批评的范畴,浮躁夸张的文学批评俨然变成一场严厉的道德审判。这些异化批评样式表现的浮躁文风足以引起批评家们的足够重视。

因此,“在文学这个复杂而隐秘的世界里,不敢说批评家要成为写作的引导者和规范者,但是,它至少要有所发现,从而能使读者更自由地阅读和选择。这一点不容忽视。如果不强调批评是一种有主体认知和自我发现的专业活动,我们就会很容易把当下流行的、毫无个人创见的读后感式的文字当作批评,而谁都知道,真正的批评并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自我阐释,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可见,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批评家,谁都可以信誓旦旦对作家作品品头论足,艾略特就曾指出:“批评家必须有高度发达的事实感。”要遵照事实,立足作品内部发表评论,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天生是一个捍卫精神自由原则的民主主义者,因此,在他的身上,总是表现出一种体现着平等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民主气质,它意味着对真理和信仰的守护,意味着对残缺和病象的攻击和批判,意味着对理想生活境界的祈向和追求。”诚然,浮躁、急于求成的思想只会使批评之路越走越窄。批评家理应驱除浮躁、过分夸耀、不负责任甚至某些失去道德原则的评论,而要具备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气质和鲜明的责任伦理立场,眼光独到又治学严谨,既彰显自身高尚的独立人格又遵循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批评,并体现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知。其实提出“本土”的意义也就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更准确地把握我们的遭遇,更有方向性地发展。“现代中国文学本土批评成熟之日,便是中国现代批评家自我感受、主体意识回归之时。而这一回归的标志便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努力用自己的语汇描述现代的体验,批评的概念成为现代中国自我发展脉络的清晰呈现。”批评的多元化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批评家们架起了一座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将批评置于多元化自我分化的危机中,难免使批评的棱角日渐磨平,批评家也在自我坚持与迷失中彷徨、浮躁甚至消极,因此如何在多元化批评格局中坚守自身的批评准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对“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

商业浪潮的不断冲击,使人们的物质欲念空前膨胀,在满足物欲的同时,世纪之交的人们也开始反思历史,“历史究竟带给我们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与讨论,并勾起众人对往昔的追忆与怀旧。一批“老房子”、“老照片”等以“老”命名的文艺作品迅速涌现,形成一种“世纪末”的文化心理情结。在这种怀旧情绪影响下,“红色经典”重新浮出水面。“所谓‘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做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沉寂多年的“红色经典”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红太阳”歌曲专辑在音乐市场上的出现和迅速流行,随之“红色经典”进入文学阅读市场,不断勾起人们对历史往事的回忆。对于那些从革命战争和祖国建设初期年代走来的人们而言,“红色经典”足以唤起老一辈的文化记忆,使他们重又回到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年代。同时文艺界也涌动起一股强劲的红色经典热。起初的文艺评论界并没有对此做出及时

的分析和评论,直到红色经典改编热潮一拨又一拨地在电视荧屏和书刊报摘上大行其道后,关于红色经典的学术争论才沸腾起来。无疑“红色经典”产生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运动背景下,文学创作所遵循的是狭隘化、主观化、教条化的阶级斗争哲学观念和定义规范。“尤其是当作家们思维的焦点落实到现实关系中的人上时,这种缺憾便迅即导致一种思维和操作的简化倾向。即往往将人仅仅定位在政治(阶级)属性上,将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机械地简化为阶级的符号。”其实“文革”结束后,在对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极左思潮的历史总结及文艺界对红色文学和革命样板戏的反思中,已出现了某种盲目和武断结论,似乎“文革”及其以前出现的事物都披上了极左的外衣。“新时期以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开始,可是,最终却同样地陷入了另一种‘文艺黑线专政’的思路。”新时期以来的“红色经典”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极左政治的文学化身而成为文艺批评的对象。应该说这种批评与新

时期兴起的西方文艺思潮热紧密相联。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学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也与先前截然相反。“在新的批评理论面前,以前文艺理论和批评中那种国家话语的姿态正是他们要竭力消解的对象,个人解放取代了民族解放的政治口号,人道主义、人性化成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标志。红色经典中以集体主义、国家救亡、民族解放、牺牲个人等为标志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成为新时期文艺批评‘口诛笔伐’的焦点。如果说在鲁迅看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书中到处只写着‘吃人’二字,那么新时期批评者则认为,红色经典及其那个时代创作的作品则恰巧是‘缺人’,‘翻看整个红色经典,什么都发现了,就是没有发现个人’。”可见批评界的这种否定性反思与人性话语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使“红色经典”的负面效果凸显并成为文艺界批评的对象。然而随着世纪末市场经济浪潮下商品化的文学样式日趋成熟与繁荣,加之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的“红色经典”热新鲜出炉,使“红色经典”为大众文化产业带来巨大市场和商机的同时,也迎来了自身的繁盛期。但是经典改编引发的质疑与争论却愈演愈烈,青年作家薛荣在浙江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03 年第1 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无疑为文坛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在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剧中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作为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在薛荣的小说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关系完全发生改变,可以说彻底颠覆早已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自小说发表之日起,文坛对此的争论从未停歇,严厉批评与极力维护两种角度的博弈甚为激烈,无论如何就《沙家浜》本身而言,它都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正如《江南》主编张晓明所言:“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地否定这种‘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如若将其置于政治与法律的框架下,难免“上纲上线”,有失批评之客观公允。其实,对于“红色经典”的重现已经注入了再造的因素,不论它是对往日的告别也罢摧毁也罢,经典都以新的面貌示人,如若依旧宣传原先的阶级斗争主题,已很难引起观众关注。因此在重现经典的过程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地位被有意虚化或弱化,与此同时,英雄的个性化,情爱的多种可能性,已告别过去被遮蔽和掩盖的事实,进入作品新的想象空间,并使之成为卖点。毋庸置疑,这样的再造背后有庞大的市场支持。面对如此改编与再造,引发的争论久难平息,忠于原作抑或摒弃创新,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这已涉及“红色经典”的现代性问题,白烨认为:“‘红色经典’文学不是不存在现代性只是被压抑了。”蔡世连指出:“文学现代性应是一个综合指标,它以具有内在联系的多种形态存在。个性主义是一种被中国现代文化语境所压抑的现代性,它存在于‘红色经典’等政治化文本的潜在层面。”刘保昌认为:“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十七年文学’具备顺应国家民族现代化大潮的世俗现代性,而其审美现代性则明显不足。”宋剑华在总结主要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十七年文学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红色经典’是政治理性对于个体人性的全面取代,是‘与人奋斗’的英雄神话,最可贵的是指出‘红色经典’文本的政治意义大于审美意义的根本原因是‘虚构历史’与‘虚构现实’的‘堂·吉珂德’式的主观战斗精神,在一种以政治信仰建筑起来的‘无敌之阵’中‘做着殊死的精神拼搏’。”这无疑是对“红色经典”的历史虚构性和人的缺失做了强有力的批判。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张法指出:“既然‘红色经典’的产生有它内在的历史原因,这种原因还会使这种改编持续一段时间。很多人有想了解以前的历史的内在的思想冲动,因此,‘红色经典’还要向前面走,它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市场的前景。但改编过程,是对我们创作者和学者的一个考验。”因而批评家对于“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既要立足于作品本身又要顺应时代要求,并给予文学作品与批评文本一个独立的话语场。其实,对于“红色经典”是与非的争论,有助于我们冷静思考何为经典以及经典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三、文学批评的价值坚守与批评家的责任意识

毋庸置疑,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现状确有值得反思之处,在广泛呼吁批评多元化的情形下,人们固然很难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实迄今为止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文本,绝大部分都是从意识形态的意义谱系里归结批评的主题与意义,从既定的文化秩序来描述批评家的位置。当代的批评权威完全是以其政治附加值来强化其文化资本,因而当代批评确实是意识形态次一等级的指意系统。”加之80年代政治介入文学批评的争论,以及在一片否定声中见证文学批评经历表面兴盛繁荣而进入90年代却渐趋式微的现状,为此我们不妨对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文学批评首先面临功利性的挑战。某些文学批评者为了个人名利而写作。在人情世故的驱使下,过分迎合市场需要,

抛弃了文学批评固有的理性尺度,背离了文学批评的根本旨意。“如果我们肯定文学批评具有功利性的批评性质,那么这种功利性也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功利性。它不应该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某一集团谋取私利,而应该在于提升全民的精神文化素质,以倡导健康向上的人格建设为批评的理论指归,也不应该以多元思维掩盖对真善美的追求。”

此外,一些批评家忽视了西方文艺理论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来旁征博引的参考借鉴价值,他们一味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故弄玄虚,目的只为著书立说标榜自己,其结果势必导致批评鱼目混珠,也使作家逐渐远离批评,而读者更不知文学批评之所以然。因此文学批评难免陷入尴尬境地,批评的价值也随之荡然无存,求名逐利造成的文学批评日趋边缘化的局面令人堪忧。其次,文学批评面对庸俗与软弱文风的冲击。文学批评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然而当下对作品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无关痛痒的批评更是比比皆是。商业化、广告化和庸俗化的批评使某些平庸作品化腐朽为神奇,成为精品。记得沈从文有过一篇文章———《记冯文炳》,文章并不一味赞美冯文炳的创作,而是将其与周作人、鲁迅、鲁彦以及施蜇存等的创作进行比较,在趋同相异中,凸显冯文炳的创作特色,尤其对冯文炳创作上的不足,毫不姑息。这才是严肃负责的文学批评,也是对作家作品真正的呵护。然而反观当下文学批评,一些批评家处处“与人为善”,并不探寻文艺自身规律,只图大家朋友一场,和气相向,如此批评之声在或有或无中呻吟,文艺批评的生命价值正逐渐被消解,文学批评的魅力也随之减弱。其三,棒杀、捧杀甚至媚俗化批评充斥文坛。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就曾这样讽刺过文学批评,他说:“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是刚刚合适,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批评家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就相反了。”的确,“乱骂”一通的酷评家承袭了“文革”时混乱的恶语相向与拙劣文风,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把目标对准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钱钟书以及王蒙、余秋雨这些现当代的大家或名家,以给文学批评大家名家挑毛病来显示自己的高明,以骂名人来一夜成名。

“还有一些批评家在背后贬抑同行,在公开场合尽量避免提到同代人名字,就是批评和谩骂都最好隐其姓名,不是为了保护其人,而是害怕骂了某人,反倒让某人成名。于是指桑骂槐,骂的不明不白,是当代批评司空见惯的现象。同代人生怕某人冒尖,自己立即就矮了半截;似乎只有贬抑对方,才能显出自己的高大。”而捧杀也已变异为棒杀,只一味无原则吹嘘追捧,“大师”、“精品”、“杰作”比比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没有比传媒的商业化炒作和批评家的丧失原则的吹捧更有害于创作的了。他们勾肩搭背,挤眉弄眼,上下其手,不负责任地讨好作者,坑害读者。他们硬是要把狗屎说成黄金。这简直是在审美的精神领域犯罪。这是一种基源于商业动机的腐败性合谋。他们在谋杀文学,是在行骗。这些批评家和传媒人也许并不缺乏审美感知力和判断力,他们缺乏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缺乏为读者负责的道义感,缺乏说真话的勇气。很多时候,我宁愿听狗叫,也不愿听‘批评家’说话。从他们的嘴里出来的永远是空话、假话和套话。”此等文品人品实在不敢恭维,敢问批评家的良知何在? 此外,还有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媚俗化批评。从事此类撰稿的“批评家”已把文艺混同于文娱,娱乐性、趣味性、读者数量和刊物发行量被视为衡量文艺的标准,他们只是单纯满足低层次读者肤浅庸俗的感官刺激,毫不考虑审美趣味的重要性。其四,“失语症”影响文学批评。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也在不断更新,文学批评的文化视角已悄然发生转型。但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对待西方文论话语资源所持的客观冷静的批评态度已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争先恐后地“赶潮”场面。在消解主流意识之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后……”等思潮声势浩大,铺天盖地。文艺批评坠入西方社会文化理论架构的旋涡中,崇洋媚外,亦步亦趋。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及时指出中国文学批评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这绝非耸人听闻,值得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深刻反思。而早期文学理论家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应该重新加以领悟:“使人想起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很有个性的文学批评家周作人先生,他认定‘人的文学’并辛勤地耕耘这块属于他‘自己的园地’。同样,李健吾也执著于‘灵魂在杰作中的游涉’。他们依仗这种坚韧的文学批评精神,在文学批评领域里都取得了为后人所景仰的批评成就。虽然,他们的知识资源当时也是来自西方。然而,他们却抱定‘拿来主义’的态度,自沉到西方的文化资源中去,汲取它们的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脉,决不以‘浪’、‘潮’相标榜。”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使我们更加明确价值坚守的重要性并不断强调批评家的责任意识。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福柯对批评的认识:“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22]

四、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

媒体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始于2000,同年318《文汇报》“文艺百家”专栏同时发表了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在这组文章里,学界首次使用“传媒批评”、“媒体批评”这样的概念,尽管这些概念的命名带有某种随意性与模糊性,但却说明学界对这一新现象已有一定的思考并努力界定它。文章分析了传媒文学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传媒文学批评面目的暧昧

,及健全传媒文学批评的必要性。2000127《文艺报》刊发了肖云儒的文章《质疑“传媒文艺批评”》,对大众传媒随意参与文学批评领域而产生的认识上的混乱提出批判。2001年《南方文坛》第3期刊发了陈晓明、静矣、崔红楠三人的讨论文章:《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穿过你的网络我的手》。此后关于媒体批评的评论持续升温,褒贬不一。

媒体批评的兴盛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今大众传媒已处于当代社会的话语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话语导向与文化产业走向,当代文化空间的传播现状与传统文学批评的传播手段也随之发生变化。借助于大众传媒提供的广阔平台以及庞大的覆盖面与受众面,媒体批评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集中体现了大众化批评的力度与形式。其中不得不提到《南方都市报》于2003 2 月出资设立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是国内第一个由大众传媒创设的文学奖。它由媒体主导运作,经传媒推广而引起广泛关注,是典型的媒体批评形式。作为媒体批评,普通观众是其主要读者,他们时间紧张,没有耐

心却又寻求刺激的心理,都可以通过媒体批评这一平台得到满足,由此媒体批评的尺度就应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严格把握。然而如今的媒体批评已在某种程度上把读者变成一些无聊看客,读者也渐渐失去耐心,只图看到媒体上针锋相对、尖酸刻薄的批判、侮辱甚至谩骂文章就很开心,媒体与读者契合营造的媒体批评环境不免令人担忧。因此在当下媒体批评异化的情况下,针对其弊端的热评从未停歇,不少批评家纷纷质疑媒体批评的职责问题,媒体批评能否对文学和读者负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白烨曾认为:“媒体批评难以承担严格意义上的批评的职能。”的确,媒体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甚至一些哗众取宠的文章屡见报端,这使人们不断怀疑影响力逐渐扩大的媒体批评的责任问题。陈晓明也指出:“媒体批评的扩张直接导致批评的媒体化,也就是说,批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变成一些消息、奇闻和事件。如果这些风气只限于一些流行小报那也无关紧要,问题是文学刊物和学术刊物吃不住劲,也开始模仿流行小报的版式、文体和传播方式。批评变成制造事端的工具,变成现场的

记录者,变成流行的快餐。刊物发的文章越来越像小报的随笔、杂感,对文章的要求如同女人的裙子,似乎越短越好。”这些犀利的批判指出媒体批评只是按照自身逻辑而非文学批评的规范对文学进行阐释和评价,因此媒体批评理应具备的文学批评学理内涵就往往被忽视。此外,网络、博客频频出现的“口水论战”和“恶搞”事件也把媒体批评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2006,从所谓的‘韩白论争’,到‘孔子与章子怡谁更能有效地代表中国文化’,‘玄幻文学之争’、‘梨花体诗歌事件’等,从电视到图书的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等,都把网络、电视这些新生媒体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把传统媒体的大众化趋向表露无遗。”网络、电视一时间热闹非凡,各种媒体也相继“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置于其中的媒体批评亦有失实评论。日渐被媒体报道扭曲的批评文字又岂能作为媒体批评的文本呢? 甚至某些媚俗化的媒体批评大行其道,早已失去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与道德原则,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言:“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的成为媚俗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美学观与道德。”面对如此媚俗之媒体批评,实际上就是批评家背离职业操守的表现,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也已被虚化。然而“真正的批评家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附和与聒噪,它只对批评家内心深处的个体性体验以及对这个时代的强烈使命感负责”所以我们呼吁批评家坚守职业道德和审美原则,致力于规范媒体批评,使之日益完善并尽快走上良性轨道。实际上,在当下批评现状中,文学批评应与大众媒体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而今大众媒体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传播交流平台,文学批评可以借此扩大自身批评领域。而媒体批评的出现与繁荣,恰好沟通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媒体批评也借助大众传媒确立了自己在文学市场的中心地位。当然媒体批评应借助专家学者深厚的学术功底来弥补自身学理性不足的缺陷,以期更加体现媒体批评深化和扩张的特点。这样,随着媒介和网络的不断完善,大众媒体必将为文学艺术提供更为广阔开放的传播平台,这将有利于媒体批评日益规范化,并抛弃浮躁和肤浅的批评风气,远离谩骂,更加良性发展,也有助于当代文学建设及大众媒体与文学批评的发展。

总而言之,面对繁闹的争鸣热潮以及新世纪出现的多元化文学批评形态,文学批评应继续坚守自身价值立场和审美原则,就批评家而言,要避免浮躁文风及媚俗化批评倾向,忠实于文本,使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更加理性化,更具活力。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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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李怡.文学批评的本土意义:从自我的清理开始———导语[ J ] .贵州社会科学, 2007,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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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伟( 1975) ,,陕西子洲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宋飞(1984) ,,辽宁大连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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