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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艺术力量的追寻与展现
发布时间:2010/12/18  阅读次数:2577  字体大小: 【】 【】【
  

——陈忠实与柳青创作的艺术风格比较

李晓卫

内容提要:柳青和陈忠实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产生过重要影响作家,在创作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然而,尽管他们之间有着一定的承传关系,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柳青和陈忠实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柳青在创作中往往通过感情色彩极为强烈的抒情和议论,把自己的主观好恶鲜明地表达出来;而陈忠实在创作中则常常是把自己的主观思想和感情色彩包含在朴素而客观的叙述之中,使倾向“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标准来衡量,他的这种艺术风格更加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规范和创作原则,从而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力量。

  

关 键 词:     柳青       陈忠实     艺术风格       抒情议论       客观叙述

  

   艺术风格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柳青和陈忠实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家,他们在创作上都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然而,尽管他们的创作有着一定的承传关系,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柳青和陈忠实在创作上所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却有着明显不同。柳青在创作中往往通过感情十分色彩强烈的抒情和议论,把自己的主观好恶鲜明地表达出来;而陈忠实在创作中则常常是把自己的主观思想和感情色彩包含在朴素而客观的叙述中,使倾向“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标准来衡量,他的这种艺术风格更加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规范和创作原则,从而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

读过《创业史》或者对作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之一的柳青多少有一点了解的读者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那就是在柳青的小说中具有比较明显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强烈的抒情和议论色彩,柳青在小说中描写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常常会把自己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好恶明确地表达出来,这曾被视为柳青创作的一大特色和他的创作风格的重要体现而被一些论者赞赏倍至。

在柳青的小说中这样的情形随处可见,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在《创业史》第十五章一开始为后面对徐改霞的描写作铺垫时这样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在《创业史》第五章中,柳青描写梁生宝到郭县去买稻种时,对他的主人公的赞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小说中这样写道:“梁生宝!你急什么?难道不可以等雨停了再走吗?春雨能下好久呢?你嫌车站、城镇住旅馆花钱,可以在路边的什么村里随便哪个庄稼院避一避雨吗!何必故意逞能呢?”从文字表面来看,柳青似乎是在批评梁生宝,但实际上作者是在称赞他的主人公那种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质。因此,作者紧接着又称赞道:“不!梁生宝不是那号逞能的楞小伙子。……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从这段抒情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他的人物的赞赏之情。即使在对小说中的其他一些人物的描写上也常常表现出这种风格,例如,在第六章中对徐改霞的描写时,作者这样写道:“改霞啊!改霞!她也许是汤河上顶俊的女子,也许并不是哩!要不是她参加社会活动,要不是她到县城去当过青年代表,要不是她在黄堡镇一九五一年‘五一’节的万人大会上讲过话,那么,一个在草棚屋里长大的乡村闺女,再漂亮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名气和吸引力呀。”

再如小说对合作化骨干分子高增福形象的描写和塑造也明显体现了柳青的这种艺术风格。小说中描写梁生宝要去县里开会前召开的灯塔社社务管理会结束后对高增福说,等社里条件好一些后要给他盖房子时,“高增福不客气地打断生宝,拍拍胸口大声激动地说:‘我连这颗心都入了社哩,一个草棚屋算啥?只要咱们把社办好,我这辈子不盖草棚屋也是畅快的。……’从这段描写中不难看出作者对自己人物的赞赏和喜爱溢于言表。

在这些描写中,作者那种主观抒情的笔调也表现得犹为明显。然而,柳青在小说中所讲的道理以及在小说的很多地方随处可见的大量抒情和议论其内容本身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仅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就不难发现,柳青在小说中的抒情和议论运用过多甚至过滥,过于明显地表现出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因而就不太符合“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 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作为现实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这样看来,柳青在小说中喜欢抒情、议论的特点又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风格的问题,其实,它和小说的思想内容以及作者的文学观念都是密切相关的。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柳青创作中存在的这个问题早就受到论者的关注和批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严家炎于20世纪60年代在《创业史》第一部问世不久后所撰写的系列文章中提出的批评。特别是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作者针对柳青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多三不足”的批评。认为作者在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上“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划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 文章进一步指出:抒情议论“作为作家个人风格上的一种尝试,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应该受到欢迎。但一般来说,作家主观抒情议论最好是画龙点睛式的是以充分的客观描绘做基础的;如果使用过多,效果反而未必好。而现在所写的梁生宝,若干地方给人的感觉是客观的形象描绘尚未达到,主观的抒情赞扬却远远超过,显得很不协调。”

对于严家炎提出的批评意见,众多评论者又撰文提出了反批评。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冯健南的《再谈梁生宝》、张钟的《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等。例如,冯健男在文中说:“我在《谈梁生宝》一文中对梁生宝作了赞扬,而《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则相反,意在贬低以至否定梁生宝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作者也安排了一些肯定的言词)……” ;张钟的文章中也说道:“离开艺术本身去抽象地评价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是不对的,但是,不理解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往往并不能正确地理解艺术本身,而且不是对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认识不足,就是歪曲了思想意义。严家炎同志离开了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和他的性格内容,去抽象地评价艺术本身,结果作为艺术评价的标准并不符合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实际。”而柳青本人也迅速撰写了《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将问题提到对待革命文学事业态度的高度上,从六个方面对严家炎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反驳。但是,这些针对严家炎提出的批评意见的反批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梁生宝形象的思想性来谈的,都着眼于对梁生宝形象的先进的思想意义的维护,否定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塑造、性格刻画上的不足的批评。不难看出,这些论者的文章对严家炎提出的批评意见并没有从艺术的角度进行认真的探讨,对柳青的创作也没有在艺术上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角度给予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便得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就是柳青本人对严家炎针对他的创作提出的生活上和艺术上的艰苦准备不足的意见,表面上承认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际上他也只是同意和接受前者,对他自己的创作在艺术上的缺点和不足并没有真正从思想根源和现实主义理论根源上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因此也就使他的创作在艺术上无法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的高度,这一切都反映了柳青以及他那一代作家们和评论者的时代局限。

作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陈忠实,虽然曾经深受柳青文学创作的影响,但是他的创作在整体上基本走着一条与柳青明显不同的艺术道路。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陈忠实的创作不论是在早期的中短篇小说还是后来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都看不到柳青式的那种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抒情和议论,他的小说艺术风格是以朴素、客观的叙述而见长的。这样的评价并不等于说陈忠实的创作不表现作家自己的主观倾向,而是将作家的主观思想倾向包含在朴素、客观的叙述之中。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所指出的那样:陈忠实在写作《白鹿原》以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他那时候已经具备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鲜明的思想立场……他的艺术实践证实他并不缺少直面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的勇气……”其实,陈忠实的艺术表现方法和艺术风格应该说更加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规范和创作要求,能够充分展示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

在陈忠实的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可以随处看到作者那种朴素、客观而又饱含主观倾向甚至思想激情的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和描写。作者在小说里并不直接站出来赞扬或批评自己笔下的人物,而是在朴素、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自己的主观褒贬。

例如,在陈忠实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短篇小说《猪的喜剧》中,就已比较明显地显露出他的创作在描写、叙述上的独特风格。小说通过对老实巴交的农民来福老汉买猪、养猪、卖猪的经历的客观叙述和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主人公勤劳、善良、安分守己和工于算计的那种中国农民所普遍具有的性格优点和缺点,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的极左路线指导下错误的农村政策对农民们的伤害,从中流露着作家关注现实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农民、厌恶错误路线的鲜明政治倾向性。但是,这一切并不是通过作家在小说中的主观的抒情和议论来体现的,而是通过对人物和事件的朴素、客观、冷静的叙述和描写来实现的。小说比较细腻地描写了来福老汉对他从市场上通过讨价还价买来的并不被别人看好的老母猪的精心呵护和照料:“老汉一天三晌,在别人工间休息抽烟聊天的时光,他爬到沟坎里挖一抱草。要是在河川,他拔来几样草药,熬成汤水,连着给猪洗刷了七八天,癞癣除治了老汉自己却累瘦了。一天三顿饭,来福都是蹲在圈口的半截碌碡上吃的。”小说对来福老汉还这样描写道:“他不会说话,更不会咬人,谁也不需要他这样的笨佬儿作累赘!这倒好!‘咱没朋友,也没敌人!嘹!咱过咱的穷光景。’”

从这些朴实无华的描写中使读者清晰地感受到了来福老汉勤劳、本分而又略带几份木讷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陈忠实通过对来福老汉买猪、养猪以及卖猪的整个过程的客观叙述,也倾向鲜明地反映出了当时农村中极左的错误路线对农民的祸害和折腾。来福老汉在饱尝了买猪、养猪和卖猪痛苦经历后悲叹道:“老天爷!制度光治咱苦命人!”从而使他失去了庄稼人过光景的心境。在所有这些描写和叙述中,虽然没有掺入多少抒情和议论的成分,却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关心、同情农民的思想倾向,充分体现了陈忠实那种朴实无华、客观冷静而又饱含热情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南北寨》也是陈忠实早期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通过“南寨”和“北寨”两个比邻村庄中的村民围绕着“借粮”的风波,对南寨大队支书常克俭、大队长吴登旺、北寨大队支书王焕文、公社副主任克明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的错误路线对农民的伤害,歌颂了南寨支书常克俭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也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深切关心和同情。

南寨和北寨是地连地、渠连渠的两个毗邻的村子,村民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瓜葛。但是,由于两个大队在政策和具体做法上的不同,也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南寨大队在干部们的带领下,抵制浮夸、虚假的政策和做法,一心一意发展生产,使社员们吃饱穿暖并有盈余。而北寨大队则在王支书和公社韩副主任的错误政策的支配下不抓生产,成天让农民打球、唱戏,结果还未过年就缺吃少穿,无奈之下只好向毗邻的南寨村民借粮。小说就是紧紧围绕着北寨社员向南寨社员借粮的事件,客观地描写各种人物对这件事的不同态度。揭露和挫败了韩副主任策划的政治阴谋,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从而立场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倾向。

这些小说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党在新时期的农村政策作宣传,体现了陈忠实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注重维护党的形象的鲜明政治倾向性。但是,这种政治倾向性不是用简单、直白和强烈的抒情或议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体现的。这就使得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在艺术风格上与柳青的创作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在长篇小说《白鹿原》中,陈忠实那种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叙述事件、特别是描写人物时没有象柳青那样过于直白表明自己的好恶和倾向,而是在客观的描述中包含着自己的主观评价和情感趋向。

被视为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白嘉轩,从整体来说在他身上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作者所推崇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规范。然而。作者对他没有过于直露地称颂和赞扬,而更多地是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客观描写来含蓄地体现他对该人物形象的主观态度。例如,通过白嘉轩一生中七次娶妻的详细描写,表现了他生命力的旺盛和对传统文化注重传宗接代的极端重视;通过他与鹿子霖的换地描写,表现了他作为农民的狡黠的一面;通过对他种植罂粟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富足的描写,表现了他作为农民的机敏的一面;通过修葺祠堂、制定乡规乡约、兴办学校、抗税“交农”、自残祈雨、禁烟治赌等行为的描写,表现了他作为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一个族长的威严和责任;从对曾带领土匪打残他的腰的黑娃的接纳和宽恕的描写,表现了白嘉轩受儒家仁义思想影响的宽容和大度。当然,从白嘉轩对田小娥的态度中也反映着儒家文化冷酷和保守的一面在他身上的体现。

作为儒家文化和理想人格的代表,《白鹿原》中的先生是一个有点被神化了的人物形象。尽管如此,作者在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不是用那种直白的语言来对他加以赞扬的,而同样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描写来表现作者的主观态度。在小说中先生被写成是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多年来一直潜心于研究程朱之学,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直接继承者。但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先生的思想却是比较积极、进步的,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从自身的道德品质来看,他也是恪守着“君子慎独”的传统古训。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以直白的抒情和议论体现的,而是通过具体事例的描写展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当他应朋友之邀到南方游学,朋友们怕他离家日久产生思乡之情而带他去一烟花楼消遣一下时,先生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厉声斥责说:“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吾等责无旁贷,本应着书立论,大声疾呼,以正世风。竟然是白日里游山玩水,饮酒作乐,夜间寻花问柳,醉生梦死……”他的这番言论并不是虚伪之词,而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慨和愤怒,亦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这样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先生作为当代儒学代表人物的道德操守。他还曾对他的最后一个弟子黑娃这样说:“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事;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事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

小说中还通过许多带有神秘色彩的事件的描写,来表现先生那种大智若愚的智慧和神话般的预言。当“日头如火,万里无云”的时候,先生却穿着泥屐在街巷里溜达,正当人们嘲笑他的愚昧可笑时却大雨如注……以至于后来人们把先生随口说出的一些话都当作圣人之言而信奉和膜拜。当黑娃去白鹿书院向朱先生请教天下时局时,先生则断然肯定:“天下注定是朱毛的。”当“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从已故去的先生的坟墓里发现了刻在砖上的“折腾到何日为止”的谶言时,更是被他那先见之明的预言所折服。尽管朱先生被写成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但是,他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比较明智的态度,这在小说里也是通过一些具体事例的描写来加以表现的。先生开办白鹿书院以后,为了排除越来越多的求神问卜者的干扰,于是就一个连一个推倒了四座神像泥胎,对那些吓得发痴发呆的工匠们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又比如,当先生称赞白嘉轩和鹿子霖兴办学校时说“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个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祖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孝;敬了祭了也仅是尽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往后的世事靠活人不靠死人呀!”从这些平凡的描写和叙述中,体现着作者对先生的敬佩之情。

小说在对先生的塑造上,还通过不少典型事例的描写来表现他作为一个乡村学者型绅士的凛然正气和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例如,写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前去说服围城的方巡抚退兵,免除了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又如写他对军阀刘军长的戏弄,也表现了他不畏强暴和权势的铮铮铁骨;当国民党滋水县县党部书记岳维山要朱先生仿照以前写的抗日宣言发表一个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声明、以换取对他编纂县志的经费支持时,先生对此事嗤之以鼻,对岳维山极尽戏弄之能事,并让白孝文回去转告岳维山,他的买卖烂包了。《白鹿原》中对先生最值得称道的颂扬是关于以朱先生为首的八个老先生以耄耋之年要投笔从戎、主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的动人描写。通过这一悲壮过程的朴素描写,把先生那种忧国忧民的浩然正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也没有把先生写成一个笼罩在神秘光环中的圣人形象,在先生身上也反映着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和保守的一面。例如,他坚定地主张和维护小国寡民的小农经济,他所提出的诸如“房要小,地要少,买个黄牛慢慢搞”之类的治家格言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社会理想。尽管陈忠实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对先生的褒贬,但是通过这些客观描写,把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以传统文学观念来看,鹿子霖是《白鹿原》中一个反面形象。同样,小说中这个人物形象所产生的那种令人厌恶和反感的艺术效果也不是通过直白的抒情、议论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的客观描写而完成的。鹿子霖是小说中的一个贯穿始终、被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加以描写和表现的人物形象,从这些具体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物形象从品质到言行,都与白嘉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既是白嘉轩在现实生活中的竞争对手,在性格上也与白嘉轩截然不同。他不象白嘉轩那样自觉地以传统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是以实际利益和感官享受作为行为准则和最高追求。陈忠实从鹿子霖的家族历史入手对这个形象进行了多方位的描写和刻画,仅从关于鹿子霖祖上作为“勺勺客”的不光彩经历的描写中,就已流露出了对此人物的厌恶之情。他秉承了“勺勺客”祖先的遗训,热衷于仕途经济,依仗投机钻营的本领,终于当上了“乡约”。紧接着,他依仗权势,欺压百姓。得志时不可一世,背运时心灰意冷。鹿子霖品行不端、为人阴险,在白鹿村中始终与作为族长的白嘉轩明争暗斗。他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施展阴谋诡计,先将无依无靠的小娥作为自己泄欲的工具,然后又唆使她去勾引作为族长接班人的白孝文,把他拉下水,以便使自己与白嘉轩的争斗中处于上风。当他的阴谋得逞后,又假惺惺地在作为族长的白嘉轩面前长跪不起,为受惩罚的白孝文求情,两面派的丑恶嘴脸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总之,作者是通过对大量的具体事例来客观描写和刻画鹿子霖的,在这些具体的描写和刻画中使读者看到了在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中的衰败和没落的一面,从中也充分领略了作者的主观取舍和道德评价。

  

       从以上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位不同时期重要作家创作的具体分析和比较中不难看出,陈忠实的创作在艺术风格上与柳青的创作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差异既是由个人的艺术见解和文学观念所决定,又与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时代环境、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也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以及文学创作和批评向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回归。

  

   释:

①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见《马恩列斯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131页。

②同上,第130页。

③④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74页。

⑤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9月号,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86页。

⑥张钟:《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314页。

⑦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8月号,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77页——285页。

⑧陈涌:《关于陈忠实的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转引自《〈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月第1版,第208209页。

  

作者简介:李晓卫(1957—),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文为甘肃省教育厅2008年研究生导师项目《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陈忠实创作研究》(项目编号:080120)和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三期三批创新团队项目《当代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研究》(项目编号:NWNU-KJCXGC-SK0303-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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