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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灵魂
发布时间:2010/9/23  阅读次数:2499  字体大小: 【】 【】【
——陈忠实与柳青创作的真实性比较
李晓卫
  
内容提要: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和灵魂,也是众多以现实主义为宗旨的作家努力追求的创作目标。然而,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在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和作家主观认识的差异,在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作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家的柳青遵奉在先进世界观指导下的真实观,而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陈忠实更注重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去超越时代和政治局限,描写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追求历史的本质真实。本文着重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两位作家的创作对真实性的认识和表现,进而探讨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关键词:       柳青             陈忠实           现实主义         真实性
  
           也许是一种巧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两个不同阶段代表作家的柳青和陈忠实,都来自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地域上的亲缘关系,黄土高原博大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呈现出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农村,都曾担任过基层干部,了解和熟悉农民的思想和生活,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创作也都主要以农民为描写对象。事实上,柳青对陈忠实的创作还有着直接的影响。柳青作为一位力求忠实于生活的作家,对文学事业的那种挚爱和忠诚使陈忠实非常钦佩,他在创作初期就有意识地学习和模仿柳青,对柳青提出的“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一生要进三个学校”等艺术见解十分赞同。
         然而,对柳青的钦佩和模仿并不能代替自己独特的生活和创作,否则就只能被遮蔽于前人的阴影中而无所作为。对此,陈忠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亦步亦趋地学习和模仿是没有什么前途和出路的,必须要摆脱柳青的影响,走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什么时候彻底摆脱了柳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令人欣慰的是,陈忠实没有让读者失望,他把被柳青、王汶石、杜鹏程等老一代作家所奠定的黄土高原深厚的文化底蕴,吸收、改造和融化在自己的创作中,走出了一条既承传前人,又超越前人的独特创作道路,创作了《白鹿原》这样具有博大气势和深厚底蕴,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真实性的优秀作品。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和灵魂,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十分重视和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柳青和陈忠实的创作虽然也都非常重视作品的真实性,但是,在具体创作中,对真实的理解和表现又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作为—个十分强调生活对于创作重要意义的作家,柳青追求对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客观反映。但实际上他创作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往往并不完全相符,也就是说他的创作还没有真正达到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目的。高尔基曾经说过:“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而柳青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被粉饰的现实主义。因为柳青遵奉在先进世界观指导下的真实。柳青坚持的这种真实观,在创作实践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认为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加强思想改造,树立无产阶级的先进世界观才能具备写出真实作品的主观条件。其二,认为作家在对社会生活进行描写时,必须以先进的世界观为指导,着重去写生活中光明和积极的一面,才能写出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品。对于第—个方面,柳青力图通过自己的生活创作、以自己的思想改造经历来现身说法,而第二个方面,则主要通过他的创作来体现。
从柳青的思想和创作来看,他是一个十分重视思想改造的作家,把能否写出真实的作品与自己的思想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回忆自己的早期生活和创作经历、检讨自己的创作得失时说:“有一个时期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停滞。我自以为我的阶级观点已经十分明确,因而表现在我的作品里的思想感情也已经‘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了。这种自满情绪使我大大地忽视了思想修养,而急于求成地要求创作”。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对柳青触动很大,认为《讲话》解决了他许多文艺思想上的问题。通过对《讲话》的认真学习,柳青真诚地认识到他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很革命”的,实际上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还有很大的距离。通过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和艰难的思想斗争,柳青自认为提高了认识,经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开始有意识地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决心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彻底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柳青的这种思想认识过程,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作家们的普遍心态,把是否树立了先进的世界观,作为能否写出真实的前提条件。但是恰恰在这里,他却忽视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阐释:“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忽视了恩格斯对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现实主义经典分析。由此可见,柳青首先在理论上还没有真正掌握现实主义的精髓。
从创作来看,《创业史》是集中体现柳青文学真实观的一部重要作品。他在谈到《创业史》的创作宗旨时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柳青在小说中要反映的是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描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描写新时代的农民创造光辉业绩的历史,描写在这场变革中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这一切本无可指责,如果柳青能够按照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基本要求对这一切进行如实描写,那么,他也许会取得现实主义的杰出成就。然而,由于柳青所持的那种真实观,在他看来只有着重表现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描写农民对待革命的热情才是真实的。反之,如果着重写了农民对待革命的消极态度,写了农民的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的性格弱点,写了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动摇和不坚定性就不真实。所以,柳青在《创业史》中主要描写农民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巨大热情,着重表现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合作化运动初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地主和富农等反动阶级站在富裕中农背后。”这是柳青对20世纪 50年代初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把握和概括。而实际情况是,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是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正因如此,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农村来说,在实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中,主要矛盾也应该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落后的生产力和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和习惯势力的矛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以现实主义为宗旨的作家要想对生活作出真实的反映,就应该抓住现实生活的主要矛盾,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对现实进行独立的思考,作出独特的表现,努力去反映广大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的希望与追求、反复和动摇等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揭示农民因袭的传统文化的重负给他们在奔向新生活的道路上造成的障碍。而不应该囿于某种思想观念甚至一时一地的方针、政策来创作。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当时党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指导思想的失误,使柳青这样一个十分强调生活的作用而又有着很强党性的作家,也难以对现实作出正确的把握和真实的反映。在作品中过份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忽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历史性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对千百年来封建传统积淀在农民身上形成的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的性格弱点的重视和描写不够。因此,从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来看,《创业史》虽然在客观上反映了左倾政治指导下的农村现实,对人物和环境的局部描写上也有着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就整体真实性而言,并没有写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也就缺乏历史真实感。
           在《创业史》中,柳青的真实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体现的。然而,即便是向来被评论界认为写得比较好的“中间人物”梁三老汉的形象,笔者认为在真实性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概括地说,小说对他性格描写的前半部分(《创业史》第一部)比较真实、典型。而在后半部分(《创业史》第二部)就不够真实和典型了。梁三老汉在《创业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创业史》的真实程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梁三老汉是一个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农民的代表。农民“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过程,主要是靠这类人物形象来体现的。柳青在小说里把粱三老汉放在深厚的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中来描写,力图深入挖掘他的性格的丰富内涵,展示他的性格发展的历史。应该说,柳青对梁三老汉的性格描绘,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前半部分写得还是比较真实的。在旧社会,梁三老汉一家祖孙三代屡次创业、屡次失败,多年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只是饥饿、屈辱和“脖子后面的死肉疙瘩”。解放后,梁三老汉和其他贫苦农民一样翻身作了土地的主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难以理解和接受,老脑筋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他曾日谋夜算要买田置地,但这个心愿在旧社会始终没有实现。而现在只是被告诉了一声,十来亩稻地就姓了粱。虽然无法理解,但毕竟是事实,这又重新激起了梁三老汉创家立业的欲望,决心实现他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的梦想。总之,土地改革给粱三老汉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天地,使他时而惊喜、时而怀疑。然而,党所指引的农业合作化的共同富裕道路不可避免地与他的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眼前发生的一切再一次使这个朴实、本分而又狭隘、保守的普通农民无法理解。看到儿子对公家的事那么热心他感到奇怪,尤其是当他听说生宝入了党的时候,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一连在炕上躺了三天,并让生宝去退党,认为庄稼人把地种好才是正事。但是,生宝的回答却是:“你那是个没出息的过法!”当梁三老汉终于看清儿子跟自己不是一条心后,就不断地与生宝和袒护儿子的生宝娘闹别扭。从这些情节描写中可以看出梁三老汉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复杂的性格特征,写出了他作为农民的两面性:既对新社会充满了向往和感激之情,又因袭着旧社会留下的沉重精神负担;既勤劳、善良又狭隘、自私;既拥护土地改革,又反对互助合作……当粱生宝给梁三老汉描绘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美好前景时,他却认为那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谈,从而更加确信自己的看法:种好自己的庄稼,这才是最实在的。虽然已进入新的时代,但梁三老汉仍然是用他在旧时代里形成的农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用他的旧时代的农民的标准来衡量眼前发生的一切,这就使他对新的时代难以理解。在这些地方,小说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了梁三老汉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通过对他的性格刻划,反映出深广的社会内容,这一切可以说是柳青的创作在现实主义真实性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作者忠实于生活的结果。
然而,柳青并没有意识到这样描写的价值而珍视自己的艺术成就,反而在后来检讨自己的创作时说他以前的创作“太醉心于早巳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显然,柳青从《创业史》的创作中吸取了“教训”,认为如果将梁三老汉就这样写下去是不行的,不能使作品获得足够的力量,不能显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也不能表现新旧现实主义的区别。于是柳青开始注重用“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进一步塑造粱三老汉的形象,以突出他的革命性。正如当时的一些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新”、“旧”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世界观的不同,其次是有无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的成分,随着这个认识的获得,柳青开始用“理想化”手法来塑造梁三老汉形象,以致使这个形象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逐渐漂浮起来而不够真实了,对粱三老汉思想感情的转变过程的描写显得比较简单和生硬,缺乏说服力。小说中这样写道:“梁三老汉,经过了买稻种的事实,进山割扫帚的事实,面对着两户退组而不动摇的事实,他对儿子从心底里服气了。”此后,粱三老汉一下提高了觉悟,思想中的矛盾也就彻底解决了。他不再犹豫、动摇,一心一意地跟随着儿子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对互助组、合作社的事十分热心,甚至对党的政策也能够及时理解了。例如,当他听到杨副书记对“典型示范”的解释时惊叹地说“真个入情入理”。就这样,作者在小说里虽然安排了不少情节尽量来表现梁三老汉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但总使人有牵强、生硬之感,特别是灯塔社成立时在牲畜的“合槽”问题上对梁三老汉的描写更不真实。在私有制下生活了大半生的个体农民有着顽固的私有观念,牲畜和土地一样都是他们的命根子。柳青曾花了不少笔墨来写粱三老汉与他的老白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在要将它拉到农业社去“合槽”时,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和留恋。尽管梁三老汉此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但这样的描写符合这个在私有制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个体农民的思想行为吗?我们不能不对作者这样描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新时期现实主义作家陈忠实的创作在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和表现上,与柳青有着明显的不同。虽然他也不否认作家的思想倾向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但是,并不将世界观的先进与否视为能否写出真实性的先决条件,而是超越了时代和政治局限,以独特的生命体验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高度和广度来观察和描写,表现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从而使他的作品达到了高度的历史真实。
当然,陈忠实创作的真实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突破前人、超越自我的发展过程。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虽然还存在着柳青的影响,但是,也已经开始显示他与柳青在真实性上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陈忠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短篇小说《猪的喜剧》就是一篇出色的作品,通过诚实、善良的农民来福老汉买猪、养猪、卖猪的经历,真实地反映出了极左路线和错误政策给广大农民带来的严重危害和精神痛苦,以喜剧性的手法,表现了以来福老汉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的悲剧性命运。
主人公是一个从外表到性格都老实巴交的农民,是“田坊村最老好不过的老好人”,“生活只教给他一种本领:靠双手出笨力吃饭”,从来不会偷奸耍滑。长期贫困的生活和本能的农民意识,使他养成了小心谨慎、工于算计的性格特点。来福老汉凭借自己多年的养猪经验和讨价还价的本领以及庄稼人的精明,以自己比较满意的价格买回了一头并不被别人看好的老母猪,他靠着勤劳和耐心,很快就把它喂养得让人刮目相看。来福老汉把一家人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老母猪身上,对它精心呵护。功夫不负有心人,老母猪生下了一窝品质优良、欢蹦乱跳的猪娃。他的辛劳眼看就要得到了回报了。但是,猪娃的出生既是他的希望之所在,也是他的悲剧的开始。正当来福老汉盘算着怎样卖一个好价钱,一家人也因此而欢天喜地时,同情、关心社员的队长突然登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公社召开了紧急会议,制定了“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十条规定”,社员养的母猪一律不准卖掉;母猪生下的猪娃不许上市,必须交给生产队来分配给社员喂养,而且只能按斤论价。来福老汉象被兜头泼了一瓢凉水一样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悲叹:“老天爷!制度光治咱苦命人!”还是好心的队长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赶快将一窝猪娃挑到临县集市上卖掉,以免受到更大经济损失。来福老汉怀着感激和忐忑的心情,连夜行动,挑着猪娃在天亮时赶到了临县的集市上。正当他的买卖即将成交时,却被老谋深算的公社韩主任逮个正着。接下来,猪娃被分配,来福老汉被批判。这个沉重的打击,使来福老汉失去了庄稼人过光景的心劲,变得整天无精打采。小说安排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局,更加深了主人公命运的悲剧色彩。无人照看的老母猪又意外怀孕,但是这次生下的是一窝尖嘴猴腮、品质低劣的猪娃。当心灰意懒的来福老汉要按规定将猪娃交公时,公社韩主任却要他自己拿到市场上去处理。此时的来福老汉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欲哭无泪。
           小说在对来福老汉形象的塑造上,突出了他作为一个农民的本质特点,勤劳、善良、诚实、本分。当然,作者也没有回避人物的性格缺点,描写了他的狭隘自私和工于算计,这在他买老母猪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来福老汉就是这样一个集复杂性和多面性于一身的矛盾统一的形象,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
           陈忠实于80年代初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也是一篇具有较强真实性的作品。小说通过对村支书冯景藩与他的儿子马驹在继续待在农村当农民还是去城里当工人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代,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各种变化,从而对那个特定时代作出了真实地描写和反映。
冯景藩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亲自参加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四清”等运动,对过去的年代有着切身的体会和太多的感悟。当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而实行生产责任制时,他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跟不上形势。对自己的过去以及那个时代一起加以否定,表现出茫然、沮丧的情绪。他觉得自己的热情都随着那个过去的时代而被否定了,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认为自己过去累死累活失去了很多,而所做的一切却毫无意义,现在他要为自己的小家尤其是儿女的前途考虑考虑了。所以,他想方设法要给从部队上复员回来的小儿子马驹找一份拿工资的工作,在老同事、老朋友的帮助下,终于给儿子在城里谋了一个汽车司机的位置。但是,马驹并不领情,儿子的想法跟他大不一样,而是想借新的农村政策的东风干一番事业,于是父子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时冯景藩为儿子不能体谅他的心情而感到非常伤心和委屈,几乎要流泪了,“我六十岁的人了,为你东奔西跑,拜了这个求那个……”“你娃子过后想想,我为你好还是为你瞎?”小说对冯景藩的描写和刻画真实地反映出了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农村干部此时此刻的思想特征。
           在对冯景藩形象的描写和性格的塑造上,陈忠实吸取了以往农村题材的作品图解政策的教训,打破过去那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人物塑造模式,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冯景藩既是一个基层干部,但也是一个普通农民。所以,在他身上仍然表现出一些普通农民的性格特点,如狭隘、自私和虚荣等。当景藩老汉在给生产队副队长冯德宽谈及马驹要到城里工作时,明明是他托关系、找门路促成了此事,但他并不是实事求是地来谈,而是选择了最能表现他的虚荣心的言说方式:“县上抽调马驹去工作”。这样的表达方式对冯景藩这个特定人物在特定场合下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由此可见陈忠实对生活了解的深度和对“冯景藩们”的认知的深度。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陈忠实已经在开始突破柳青的影响而走自己的路了。
长篇小说《白鹿原》是充分展示陈忠实现实主义真实性的优秀之作,它真正实现了作者对柳青的突破和自我的超越。这部作品从文学观念到艺术构思,从形象塑造到表现手法,全方位地摆脱了柳青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言:“什么时候彻底摆脱了柳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决心彻底摆脱的实验就是《白鹿原》。”他还说:“《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在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但我对自己原先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起码可以说已经不再完全忠诚。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模板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继承和发扬了始于司马迁的陕西作家那种厚重、深沉的史诗意识,突破和超越时代、阶级和政治的局限以及前辈作家的影响,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和广度来观察和描写生活,书写“民族的秘史”,揭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小说所涉及的历史阶段,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殊死搏斗的时期,阶级斗争空前激烈。作者没有回避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是形象、具体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在对这个过程的描写和揭示上没有象以往作家的创作那样,用简单、机械的思路和方法来规范复杂、多样的生活,把国共两党的斗争写得阵线清晰、泾渭分明。而是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写出了生活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历史的厚重感,表现出巨大的历史真实性。当然,这种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
            白嘉轩是作者倾注了极大心血塑造和刻画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陈忠实没有用阶级斗争的单一模式来规范复杂多样的生活本身,而是把人物置于中国近现代史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白嘉轩与白鹿原上各种各样人物关系的描写,多方面、多层次地来塑造和刻画这个人物,表现他作为中国农民的独特的“这一个”。
首先,白嘉轩是一个农民,他身上具有农民的所有特征。作为农民他视土地为生命,对土地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他为使自己家业兴旺而从鹿子霖手中换取“风水宝地”的举措,可谓处心积虑,甚至不惜施展阴谋诡计而违背自己仁义、忠厚的做人原则。也正是因为他对土地的极端重视,当长子白孝文违反了乡约、族规时,白嘉轩虽然把孝文赶出家门,但是没有忘记分给他一份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后来当他听说孝文无法维持生计要将地卖给鹿子霖时更是火冒三丈,前去教训儿子。尽管白嘉轩是一个地主,但他并不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一有空闲时,就不顾自己的身份,亲自到地里干活。他时常表白:“我不怯吃苦不怯出力也不怯迟睡早起,我最怯最怕的事……就是死僵僵躺在炕上,让人侍侯熬汤煎药端吃端喝倒屎倒尿。”“我爱受罪我由不得出力下苦是生就的,我干着活儿浑身都痛快;我要是两天手不捉把儿不干活儿,胳膊软了腿也软了心也瞀乱烦焦了……” 他的表白并不是说说而已,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确实是出于一种对劳动本能的热爱,从劳动中去体现他作为农民的本分,也从劳动中去体验作为农民的那份快乐。例如,当白嘉轩拖着被土匪打坏了腰的身子,跟着长工鹿三来到地头看着鹿三犁地时,“手心痒痒腿脚痒痒喉咙也痒痒”,迫不及待地要“试火试火”。小说这样写道:“白嘉轩只顾瞅着犁头前进的地皮,黄褐色的泥土在脚下翻卷,新鲜的湿土气息从犁铧底下泛漫潮溢起来,滋润着空乏焦灼的胸膛,他听见自己胳膊腿上的骨节咯吧咯吧扭响的声音。他悠然吆喝着简洁的调遣犍牛的词令倒像是一种舒心悦意的抒情。他一直犁到棉田的尽头,掉过犁头,背着霞光朝东头翻耕过来的时候,吼起了秦腔:‘汉苏武在北海……’”以往的文学作品对这样一个具有复杂身份的农民形象是绝不会这样来写的,而这样的描写也正显示了陈忠实的胆识和独特之处。
           其次,白嘉轩又是一个地主。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白嘉轩身上自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剥削阶级的本质特征。例如,为了使自己的家业兴旺,他不惜损人利己,暗中谋夺别人的土地;为了发家致富而不顾国家的法令,在自己的田里种植罂粟;为了争夺李寡妇的土地而与鹿子霖大打出手甚至不惜与之对簿公堂;他也雇着长工常年累月为他家操持农活,尽管从白嘉轩的父亲开始就与长工们建立了宽厚、仁慈的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毕竟还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性质是无法改变的。然而,白嘉轩又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地主,作者没有把他脸谱化而简单地写成一个贪婪、残忍、榨取农民血汗的寄生虫。正是在这些方面,陈忠实打破了传统写法,写出了白嘉轩作为地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在白嘉轩与长工鹿三的主仆关系描写上,就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白嘉轩与鹿三作为东家与长工,并没有被写成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在他们相互的交往中都恪守仁义和诚信的原则。小说中写到:“鹿三是一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主人的信任,心底踏实地从白家领取议定的薪俸……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所以,他一生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为白家干活,惟恐由于自己的不周而辜负了白家的信任和厚爱。而白家对鹿三也是仁至义尽,在白嘉轩的父亲秉德老汉在世时就对鹿三十分关照,麦收时打下麦子来先给鹿三装,秋天收了棉花时,也先让鹿三拿。秉德老汉去世以后,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更加和谐,相互之间称兄道弟。白嘉轩不仅出资让鹿三的儿子黑娃去学堂读书,还让鹿三给自己的宝贝女儿白灵当干爹。这样的主仆关系描写,当然有一些理想化的色彩。但它毕竟还是打破了过去文学作品里那种主仆关系的简单描写,较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
           再次,白嘉轩还扮演着族长的角色。作为一个族长,白嘉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恪守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殚精竭虑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乡民们的利益。小说里通过策划“交农”、兴办学堂、制定推行乡规乡约、带领百姓祈雨等事件,对他为民谋利的举动给予了极大的赞扬。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白嘉轩也不能不受政治事件的左右和影响。但是,在被比喻为“鏊子”的白鹿原上,白嘉轩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政治操守。他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赞成国民党,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深恶痛绝,对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也不以为然,与现实政治保持着明确的距离。尽管他有时也感到一些政治困惑,担心“没有皇帝的日子怎么过?”但是,他对自己作为农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儒家文化的理想世界情有独钟,并且利用他族长的身份在白鹿村中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恪守“耕读传家”的祖训,推行以善恶观念为特征的德治主义。
           然而,家族制度毕竟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遗留物,它既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同时又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落后因素,反映着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小集团的狭隘利益。作为白鹿家族族长白嘉轩扮演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角色,他既把儒家文化中的那种仁义、宽厚的思想充分地反映出来,例如,对曾经离经叛道而又“悔过自新”的黑娃的宽容和接纳;同时,又把儒家文化中那种保守、落后甚至是残忍的消极成分体现到了极致。例如,对善良、无辜的小娥的排斥和迫害。总之,白嘉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家族制度的活标本。
           第四,在家庭内部,白嘉轩也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长。作者既把他写成一个慈祥的长者,又把他写成一个威严的父亲。从内心情感来说,他对儿女们疼爱有加。当妻子仙草给他生下第一个儿子时,白嘉轩举行了隆重而又热烈的满月仪式,“听着众人不断重复着的恭维新生儿子的套话——再没有比这些套话叫人心里更快活的事了……”又如,当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时,他“偏爱这个女儿的心情其实不亚于仙草”,对她宠爱甚至超过了对他的几个儿子。为了她能健康成长,不惜降低身份请求长工鹿三给她做干爹。出于对女儿的偏爱,他有时甚至能够审时度势地接受一些新生事物。例如,当他看到女儿被裹脚而发出痛苦的呼喊时,毫不犹豫地从妻子手里夺下裹脚布。当妻子不无担忧地说如果不裹脚以后怕嫁不出去时,白嘉轩却开通而肯定地说:“将来嫁不出去的怕是小脚儿哩!”但在另一方面,白嘉轩对儿女们的管束又是非常严厉的。当长子孝文上了鹿子霖的圈套与小娥私通而违反乡约、族规时,白嘉轩毫不手软地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当着众族人的面将儿子打得遍体鳞伤,并将他逐出家门。当女儿白灵因参加革命被父亲锁在屋里又挖墙逃跑后,白嘉轩向家人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全当她死了”。在白嘉轩看来,儿女们的这些行为,既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背叛,也是对他作为族长、家长地位的动摇和挑战,是对他最大的羞辱。对此他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即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能作出丝毫妥协让步,在乡约、族规和骨肉亲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所以,当妻子仙草临死之前向他提出想见一下儿子和女儿时,白嘉轩阳奉阴违不让鹿三去寻找儿子和女儿,而作出违反人情的举措就不难理解了。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对鹿三说,“这两个忤逆的东西,我说过不准再踏我的门槛儿,我再请他们回来?”“即就是我死我咽气,也不许他俩回来!”这番言论把他作为一个封建家长的专制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白嘉轩是一个体现了丰富社会内容的具有立体感的多维多向人物形象,他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一个中国农民、地主、族长和家长兼一身的形象,包含着巨大的历史真实性。通过这个形象,使读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有了一个形象、直观的,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正这个形象的现实主义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恋爱与婚姻是人生的重要内容,柳青和陈忠实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程度不同地都涉及到这方面的描写,在这个问题上也突出反映着他们对文学真实性的不同理解和表现。
对于柳青来说,由于他所遵奉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和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局限以及主观上一些思想认识的束缚,使他在创作中对恋爱、婚姻的描写并不完全符合生活的真实。在柳青的创作中,关于这方面的描写主要是在《创业史》的主人公梁生宝以及他周围的一些女性形象的关系中展开和表现的,特别是以梁生宝与徐改霞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恋爱关系最为典型。而梁徐之间的恋爱关系,也正是柳青婚恋观的具体反映。梁生宝与徐改霞的相互爱慕,是建立在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有着真实的一面。梁生宝和徐改霞都曾体验过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作为新社会的第一代进步青年,他们都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的恋爱和婚姻。然而,处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和环境里,他们不可能毫无约束和顾忌地去表白自己的感情,这是读者们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作者所受的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无形之中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人物的恋爱、婚姻与对事业的追求对立起来,对梁生宝形象的塑造客观上给读者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恋爱、婚姻与事业是矛盾的。一个一心把农业合作化的崇高事业放在人生第一位的进步青年,就应该随时随地压制自己对异性的感情,尽量排斥自己对恋爱、婚姻的追求。而事实上这样做是违反人的本性的,柳青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对人物的塑造上也无法回避这个矛盾。所以,当他在面对这个人生中的重要问题时,描写上总是给人一种“尤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在《创业史》中有时是两个头脑同时在思考,在打架……” 在作者的笔下,人物的恋爱和婚姻总是与政治、甚至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使这样一种最富有人性色彩的感情首先被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小说对徐改霞的描写就明显表现出一种政治意念,把她写成郭振山为了与梁生宝围绕着建立互助组的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筹码。徐改霞与梁生宝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受郭振山的左右和控制的,尽管改霞有时对“代表主任”也有些反感。但从实际结果来看,郭振山对改霞的思想和归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反映出改霞这个人物浓厚的政治化倾向。
           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柳青后来在对《创业史》的修改中,对本来就很“吝啬”的恋爱、婚姻描写又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其目的大概是为了与他所认为的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这样的修改不仅没有使作品增色,反而暴露出了作者在思想上的矛盾和失误。小说中删去的都是一些作者认为比较过分,实际上却反映人物本性和恋爱细节及心理活动的描写。例如,旧版本第30章中,在表现梁生宝与徐改霞爱恋的细节和心理时写到:“她的两只长眼毛的大眼睛一闭,做出一种公然挑逗的样子。然后,她把身子靠得离生宝更贴近,……”而“生宝的心,这时已被爱情的热火融化成水了。生宝浑身上下热烘烘的,好象改霞身体里有一种什么东西,通过她的热情的言词、聪明的表情和那只秀气的手,传到了生宝身体里来了。他感觉到陶醉、浑身舒坦和有生气,……”“生宝在这一霎时,心动了几动。他真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这个对自己倾心相爱的闺女搂在怀中,亲她的嘴。但他没有这样做。……” “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一想:一搂抱,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今生还没有真正过过两性生活的生宝,准定一有空子,就渴望着和改霞在一块。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蜜的两性生活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但现在眨眼就是夏收和插秧的忙季。他必须拿出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 “……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
在修改本中,柳青从塑造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高大形象的目的出发,把那些他认为有碍人物先进性的“旧现实主义”描写统统删去。将《创业史》新旧版本加以对比则不难看出,通过删改,一个原本还有些血肉和激情的青年农民,差不多变成了一个政治观念的体现者。旧版本中的梁生宝在感情与事业上还表现出一定的矛盾,而到新版本中这些矛盾都不存在了。这样,主人公的形象固然更加“高大了”,却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人物的行为不是他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作者的观念使然。在这里,以追求真实为宗旨的柳青,恰恰犯了恩格斯所批评的毛病:“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了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了莎士比亚。”
           在陈忠实的创作特别是《白鹿原》中,对主要人物的恋爱婚姻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性描写上极大地超越了柳青,表现出十分不同的观念和写法。《白鹿原》问世后,以其惊世骇俗的性描写震惊了文坛,面对纷来沓至,毁誉参半的评论,陈忠实坦言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阐明自己对“性”、“爱”这两个字在认识上是及其严肃的,“我对这个问题比较塌实,《白鹿原》中的性描写不是随意的,在动笔之前经过了认真的考虑与权衡。”“之所以形成大家看到的关于性、爱的表述,是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据我所知,古今中外大家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都未回避爱和性的问题;其二,《白鹿原》这部书所涉及到的那段历史中,爱和性的问题恰好是国人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的纽带,从‘五四’开始,爱的心态与性的心态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三,解放以来一段时间,较左的文艺政策把爱尤其是性行为视作禁区,新时期开始后,即有先驱者打破坚冰。”
           不论人们如何看待和评价,陈忠实的创作在对恋爱、婚姻及其性描写上的确与柳青明显不同。爱与性的问题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大的方面来说,也是“民族秘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要想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就不能回避这个的问题,而且不能遮遮掩掩,用陈忠实的话来说就是要撕开来写。《白鹿原》中婚恋与性描写确实是惊世骇俗的,白嘉轩的看似只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婚姻史,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小说一开始就用了大量篇幅描写白嘉轩那不同凡俗的婚姻史,似乎给后来的一系列相关描写定下了基调。在小说中围绕着恋爱、婚姻和性描写,把不少人物都卷入其中。除白嘉轩外还有仙草、白孝文、白灵、鹿子霖、鹿兆谦(黑娃)、鹿兆鹏、鹿兆海、小娥等等……
在《白鹿原》中,作者的婚恋观以及与之相关的性描写最集中地体现在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上,小娥与《创业史》中的素芳一样,也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尽管她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在性格上却有相似的一面。然而,在两个作家的笔下却赋予了她们不同的意义和作用。陈忠实笔下的小娥是作者揭露传统文化和邪恶势力对广大妇女迫害的鲜活例证,她也成为白鹿原上各种势力明争暗斗的纽带。小说通过对她与白鹿原上数个人物性关系的描写,既反映了她所处的那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可悲境地,也展现了她复杂的性格特征,从而揭示出深广、厚重的生活内容。有人说,田小娥是一面镜子,通过她反射出了白鹿原上众人的灵魂,使人们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此外,作者也没有把她仅仅写成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对她过分专注于性欲的性格缺点和政治上的幼稚也给予了一定的揭示和批判。这就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来自生活的本真的女性,从而使这个人物具有较大的历史真实性。
           而《创业史》中的素芳与小娥相比就显得单薄多了。素芳的经历虽然也反映了旧的社会制度和习俗对妇女的戕害,然而,小说对她与富农姚士杰的关系描写,却主要用来体现作者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观念,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姚士杰对素芳的占有,在柳青看来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具体体现,是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对贫下中农犯下的新罪行。而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素芳,却对侮辱她的姚士杰不仅不愤恨反而产生敬畏之情,这是她性格上的奇耻大辱。正因如此,作者对小说修改时,在素芳与姚士杰的关系上,删去了一些他认为过分的细节和心理描写。例如:“女人素芳渴望着享受男人使劲搂抱和亲切抚摩的‘幸福’。她觉得这是她当一回女人的权利。”又如:“生理上是男人而精神上是阳性动物,姚士杰给女人素芳多大的满足!”通过这番删改从文字上来看似乎“干净”了许多,但并没有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去挖掘这个人物所作所为的深层原因,因而也没有能揭示出这个人物形象所应该包含的多方面的生活内容。这样就使得素芳这个形象与小娥形象相比,不仅在小说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相提并论,而且在真实性上逊色了许多。
         通过对柳青和陈忠实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分析和比较,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两位生活在当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作家,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认识、理解和表现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既有客观的、时代的原因,又有主观的、个人的原因。柳青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在先进世界观指导下的真实观,既是他个人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理解和认识,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对现实主义的整体把握和规范。而陈忠实那种以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追求和表现的真实观,也既是他个人的见解,又反映着新时期文坛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新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更符合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柳青到陈忠实,从《创业史》到《白鹿原》,反映着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发展和深化以及向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归。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第11页。
②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转引自《文学理论基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47页。
③柳   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2页。
④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转引自《马恩列斯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136页。
⑤柳   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原载《延河》1963年8月号。
⑥柳   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8页。
⑦ ⑧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答问》,转引自《陈忠实创作申诉》,花城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5、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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