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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良好开端
发布时间:2010/9/23  阅读次数:2473  字体大小: 【】 【】【
  

——柳青早期短篇小说论略

李晓卫

  

         柳青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创作在较大程度上体现着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状况。研究柳青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特点,不仅要把着眼点放在他的代表作品《创业史》上,而且应该研究他的全部创作,尤其不能忽视他的早期短篇小说创作。只有这样去追寻作家的创作足迹,才能全面了解柳青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从而从整体上把握柳青创作的现实主义特点及其发展演变,并以此为视点去观照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个以现实主义为最高追求的作家,柳青在创作的起步阶段就已显示出重视生活、关注现实的特点。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是柳青早期创作阶段,此时,他的文学观、人生观都还处在形成时期。从他的早期创作来看,描写士兵和农民的生活是其作品的主要内容,但作为一位来自农村的作家,柳青对农民的生活更为熟悉和了解,写起来也更得心应手。因此,就具体作品来说,描写新旧社会交替时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就构成了柳青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显著特色。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柳青早期短篇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五四”时期,鲁迅从民族解放的高度出发,逐渐形成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和创作观。面对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鲁迅自觉地将文学创作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同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联系起来。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农民的命运,写出了他们的革命要求和不得革命的境遇以及对革命的模糊认识。同时,鲁迅还以犀利的笔锋严肃地剖析了农民自身的性格弱点,通过对阿Q、闰土、祥林嫂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写出了他们的愚昧、落后、麻木、保守、自私、狭隘、贪图小利和得过且过,并且深刻地揭示了这些性格弱点产生的根源在于长期的封建文化奴役,从而真实、深刻地反映出处在封建经济剥削和封建精神奴役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画出国民的灵魂”,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

的注意”。鲁迅开创的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不仅达到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而且对以后的作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青便是深受这种影响的作家之一。

           柳青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着重描写旧中国农民贫困的生活和屈辱的命运以及时代的变迁、革命的洪流给他们带来的影口向。在一些作品里,柳青通过对农民形象的描写,既表现出他们曾经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地位,又反映了他们在新旧社会交替时代的思想和心理的变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传统对他们长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写出了他们的革命要求和性格弱点以及生活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里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在这个问题上,柳青对《地雷》中李树元形象的描写很有代表性。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作为一个朴实、勤劳、民族感情强烈的普通农民,李树元对日本侵略者有着本能的仇恨,况且他本人及其家庭在战争中也深受其害,因此,李树元和其他老百姓一样,迫切希望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家园,过上平静的农家生活。他常常念叨:   “甚的时候把日本打出去了,我老汉也不要站在路口上,年轻人们也好到山里下苦去吧,不要隔几天就操啦练啦”。“他觉得活在这年头,一家人无事无非团聚在一块,比什么都好。”客观地说,李树元老汉是有着一定的觉悟和抗日的积极性的,并且也付诸了行动,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他曾说过:   “打日本第一要紧,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农民分子,我懂得哩!”然而,作为一个受封建传统化熏陶的自私、狭隘、思想觉悟还不够高的普通农民,李树元对抗日战争的整体把握又是比较模糊的,对个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是幼稚的。所以,他又经常说:   “打日本,那是真刀真枪,甚的时候还是要人家八路军哩”,似乎战争与自己又没有什么关系,最多只是去站站岗、放放哨而已。所以,当抗日战争需要他和他的家庭做出牺牲时,他思想中那种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就充分暴露出来。当他得知村里决定自卫队员们都要上前线去给八路军送地雷时,抗日爱国与自私爱子在内心中展开了激烈的冲突。从内心里说,李树元是不想让当自卫队员的两个儿子去送地雷的,因为这个差事太危险了。所以,他把儿子紧紧看住,一反常态地拦住晚饭后常出去活动的二儿子银宝,无端地将他教训了一

顿。但是,送地雷毕竟是公事,关系到对抗日的态度,不去是不行的。当他寻思半天也找不出使儿子们不去的理由后,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他又反过来安慰同样为儿子们担心的老伴。火线虽然危险,地雷固然可怕,但是,村里去了那么多的年轻人,难道就偏偏是他的儿子出事吗?他既以此来安慰老伴,也聊以自慰。

           后来,当李树元得知战斗胜利结束时,替儿子们的担心和忧虑一扫而光,反而期盼着精明机灵的银宝能顺手牵羊,从战场上捞摸一点东西回来,并为此寻找理由:日军烧了他的房子是应该赔偿的。小说写出了李树元作为一个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农民的自私而又本分的心理状态。当他得知银宝在火线亡参军后,他怎样都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愤怒地质问大儿子金宝,是“人家拉去的还是他自己愿意的”。听金宝说是人家欢迎、他自己也愿意时,他咆哮着说:   “他愿意,我不愿意”,并要找村长去论理。他想不通,“抗日是大家的事情,该他的银宝去吗’’?后来随着人们因此事而对他的尊敬,使他受到颇多触动,对儿子参军和整个世道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慨叹道:   “我老了,

快入土的人了,啊,这世道还要把我改变一下哩。’’从这些描写来看,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柳青笔下的农民比起“五四”时期的农民来,在身份、地位和思想觉悟等方面都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他对农民问题的描写与鲁迅那种“回出国民的灵魂”、“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李树元作为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农民,已经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然而,作者对他从封建传统中因袭下采的自私、狭隘的性格缺点和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的揭示还是相当深刻的。

           柳青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去描写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和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而是从对乡风民俗的平静叙述中,从对各种人物在新旧交替时代思想和生活变化的表现中去反映时代的变迁和革命的进程。对此,有些评论者颇有非议,认为柳青早期短篇小说创作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着较大的缺憾和局限。而我认为这种写法恰恰体现了柳青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

现实主义特点。能否写出时代的本质,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在题材选取上,作者应该有充分的自由。规模宏伟、场面巨大的史诗性作品固然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反映现实,把握时代的本质,然而,从一’广侧面去进行开掘,以一个人物的经历和一个事件的过程为窗口,也未尝不能窥到时代本质之一斑,而柳青的早期短篇小说创作正是这样做的。

           《待车》是柳青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不足两千字的作品虽然情节简单,却仍然透露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小说通过一群伤兵在上火车前与副官的简短对话,反映出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和当官的只顾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士兵们死活的情景,以及土兵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抗日要求。从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写出了抗日战争的时代风貌。

           在《喜事》中,柳青围绕着对招财儿的两次婚变的描写,反映了故乡的各类人物对这件事情的不同态度,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对人们的影响。以主人公的父亲、秉仁叔叔和懋德爷爷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民,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无法抗拒新的思想观念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然而,对那种新式的婚姻关系他们从思想感情上是无法一下子理解和接受的。

           在《在故乡》中,柳青通过对乙老汉这个喜剧性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反映出他思想和心理的深刻变化。在旧社会里,七老汉是一个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浪荡子,过了大半辈子令人厌恶的癞皮狗似的生活,但他并不以此为耻。然而,新社会的到来,即使是像他这样的人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触动,做人的尊严从心底里萌生,廉耻心、羞愧感也都随之而来。当“我”在村里碰到他时,他颓唐地说:“我活得不象人了。”“黑夜里听说你回来了,今早起也没敢来看望你。’’在这种自卑而又自醒的心理支配卜,竟使他走了极端——悬梁自尽了。七老汉在旧社会可以浑浑噩噩地活下去,但是在新社会却走上了绝路,这其中的原委不仅众多评论者没有抓住要领,即使是作者本人大概也

没有完全弄清。因此,在小说的结尾除了对七老汉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之外,还这样写道:“七老汉生在富贵家门,却过了一生癞皮狗的生活,最后还是这样的下场。但也无法,故乡既变做另一个世界,时代便铁面无情地丢弃了他。”在这里,作者只是分析了造成七老汉自尽的客观原因,而没有能够挖掘出主观原因。而事实上,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已流露出这样的信息,即七老汉的自尽是他人性的恢复和人格的觉醒的结果。在旧社会他可以像癞皮狗似地活着而毫无愧疚之心,而在新社会却不能再苟活下去了。而重新做人,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却需要脱胎换骨,这对他来说又是十分艰难的,所以他选择了自杀来解除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尽管这种方式是十分消极的,但从中不也正反映

出时代的巨大变化对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刻影响吗?

         《土地的儿子》中的李老三是一个变化最为明显的人物形象。在旧社会里“他是一个手艺低劣的石匠”,当靠手艺不足以养家糊口的时候就去偷别人的庄稼,并且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活得不像个人样。新社会的到来给李老三带采了重新做人的机遇和生活的希望。靠辛勤劳动,他买了地,置了产,日子过得很有起色,他翻身创业的经历还被作为典型事例编成节目广为宣传。小说通过对李老三翻身创业经历的描写,反映了新旧社会的根本不同。

           柳青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用简练朴素的语言刻画出某些人物形象鲜明的个性特征,只是由于典型化不够,使这些形象还不够丰满。这个特点在对李树元形象的描写上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当他无法阻止儿子们去送地雷时,就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路上多加小心。儿子们走后他一下子变得失魂落魄,此时的心境竟与看到被日军烧毁的房子时一样,充满了痛苦。在他看来,儿子和房子一样都是私有财产。他的心也随儿子们去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活时颠三倒四,心不在焉,没日没夜地为儿子们担忧,不许家人说不吉利的话,到村公所去打探消息,在村头的大路旁驻足张望,还到老爷庙里去烧香许愿,保佑儿子们平安。在这里,作者把李树元老汉那种自私、狭隘、谨慎、小心的复杂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作者对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也做了简练而传神的描写。例如,李树元老伴的胆小和善良,儿媳妇们的贤惠和孝顺,虽然着墨不多,却也都呼之欲出,给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至于早期其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描写尽管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足,但还是写出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像《一天的伙伴》中外丑内

秀的吴安明、《在故乡》中朴实而又执拗的父亲、《土地的儿子》中热情而又略嫌软弱的李老三等,都是来自生活中的活生生的形象。

           在柳青早期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较好地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显示了作者良好的创作起点。然而,在肯定柳青早期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一定成就的前提下,也还应该看到他的不足。

           柳青的早期创作努力向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学习,但是,由于他生活积累不够,艺术准备不足和思想认识水平的欠缺,因此,他的早期作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生活的真实,但是缺乏深入的开掘和艺术的升华,没有能够产生震摄人心的艺术力量,因而作品的思想内涵也还远未达到鲁迅短篇小说创作那样的现实主义深度和高度。

           柳青的早期作品主要是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特写,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常用第一个称的手法来写。重视生活,来自生活是柳青创作上的突出特点,然而,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早期创作的题材虽然都来自真实的生活事实,但缺乏集中、概括、加工、提炼的典型化过程,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不够。例如《牺牲者》中的马银贵、《地雷》中的银宝、《废物》中的王得中等都是从人民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形象。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挺身而出,不怕牺牲,他们身上那种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共同的精神特征都表现得十分突出。然而,作者对这类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的描写却显得比较单薄,说明他对这类人物形象还缺乏足够的了解。而柳青早期创作中的另一类人物形象,如《地雷》中的李树元、《在故乡》中的父亲、《土地的儿子》中的李老三等,虽然在个性特征方面比较突出,但又缺乏艺术的提炼和升华,所以也还没有达到典型的高度,来自生活还应高于生活。柳青早期创作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这些不足,反映出他对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要求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较好的驾驭能力。

           此外,柳青的早期短篇小说从体裁上来说带有明显的散文特写的痕迹,小说的特征不够突出。例如《在故乡》、《喜事》和《土地的儿子》等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作者自始至终作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以讲故事的口吻来叙述家乡的风土人情、乡约民俗以及革命的发生和时代的变迁给它们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这些作品大都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缺少对情节的集中、概括和提炼,因而使作品的情节不能很好地起到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作用。柳青早期的一些作品在题材和手法上明显流露着模仿和借鉴鲁迅小说创作的痕迹,但是他的早期小说与鲁迅的《故乡》和《祝福》等小说比较,显然还缺乏那种巨大的艺术概括力。

           当然,对于柳青的早期短篇小说创作也不能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因为此时的柳青毕竟还只是一个涉世不深、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在他的创作中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毕竟向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柳青在早期短篇小说创作中能够取得显著的现实主义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中外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更得益于他对生活本身的忠诚。此时的柳青尚未受到以后那样的强烈政治观念和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局限,早期创作也没有像以后的创作那样,时常受到一时的方针、政策的左右,因而能够比较真实地描写人物,反映现实。但是,柳青早期创作中的这些稚嫩而可贵的现实主义特点并没有被研究者们所真正认识而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反而指责和批评在他的早期创作中有某些旧现实主义的痕迹,色彩不够明快,调子不够高昂,缺乏激动人心的革命理想主义。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和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畸形发展,柳青的创作也不能不受这种“现实主义”模式的影响。随着他的政治观、文学观的相对定型,柳青也自觉与不自觉地逐渐接受了那些批评意见。在谈到《种谷记》的创作得失时,就曾带着一种忏悔心理说自己“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划和场面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然而,当柳青自觉地运用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作方法,写出“色彩明,陕、调子高昂、激动人心”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时,他的创作就不仅背离了自己早期创作的那些可贵的现实主义特点,而且离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也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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