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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乎其内还须出乎其外——对柳青生活和创作方式的反思
发布时间:2010/9/25  阅读次数:2397  字体大小: 【】 【】【
  

李晓卫

  

[内容摘要]作为当代文学革命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柳青十分重视深入生活对于创作的作用。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柳青的生活和创作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而导致他的创作没有达到充分的本质真实,给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留下了值得深思的教训。

  

[关键词]           柳青         生活创作方式         反思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柳青是一个十分重视生活的作家,强调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在创作的起步阶段就鲜明地表现出这个特点。柳青早期创作中描写农民和士兵的大多数作品尽管思想艺术成就还不是很高,但都是直接来源于作者切实的生活体验。柳青对自己早期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特点也颇为重视,他在回忆这段生活和创作经历时这样说道:“有一个时期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停滞。我自以为我的阶级观点已经十分明确,因而表现在我的作品里的思想感情也已经‘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了。这种自满情绪使我大大地忽视了思想修养,而急于求成地要求创作”。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对柳青触动很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讲话》解决了他的许多文艺思想上的问题。通过对《讲话》等毛泽东著作的认真学习,柳青真诚地认识到他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很革命”的,实际上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还有很大的距离,“至少是不彻底革命的”。通过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和艰难的思想斗争,柳青终于提高了认识,经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开始有意识地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决心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彻底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思想问题解决后,柳青更加自觉地深入生活。为此,他克服物质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在条件十分艰苦的陕北米脂一个乡村安下身来,做了三年扎扎实实的实际工作,同时也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后来,他根据这段生活经历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揭开了他创作的新的一页。

  


然而,思想感情的改造和转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和漫长的过程,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而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还远远不够,要改造一辈子。所以,正如柳青自己所言:“那些以为曾经结合过一时群众就够一辈子受用的想法,是危险的”。“而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或多或少地要表现自己,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有别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强加到我们所描写的人物身上,在作品中与劳动人民无关而为我们自己所喜爱的部分,在描写人物性格与场面时总是不愿割弃,甚至有意识地加以重视。我的小说《种谷记》就有不少这样的痕迹,虽然把有别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强加到我的人物的情况较少,但是那种描写手法显露出我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我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之嫌,……”有些评论者在谈到《种谷记》的不足时也认为它“有丰厚的生活基础和很高的艺术成就,而恰恰由于思想性不够强,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成功的意义……”这位评论者在分析《种谷记》存在的不足的原因时认为是由于作者只掌握了现实主义的一面,而缺乏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新现实主义从其本质说来是现实主义因素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新现实主义要求不仅写人怎样,而且要求写人应该怎样,而这正是《种谷记》的弱处……”所以,根本原因还在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彻底转变过来。这样,从柳青的创作经历中就可以看出,思想感情的转变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从此以后,柳青更加重视深入生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在实际生活中自觉改造世界观,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柳青后来一再强调的“三个学校”的基础也是“生活的学校”,而在“生活的学校”里就是要解决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问题。1947年,陕北战争爆发后,柳青主动放弃了在大连的相对舒适生活,经过艰苦跋涉回到陕北,又在条件很差的农村基层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的柳青自认为思想问题已得到解决,思想感情已经发生转变,再不会象以前那样产生不健康的思想,因而在创作上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了。1951年,柳青根据他在陕北解放战争中听来的一个故事,经过艺术加工写成的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但是,由于小说的素材主要来自第二手资料,没有扎实的生活基础,所以这部作品并不十分成功。为此,柳青深感不安。于是,他于次年五月毅然携家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十四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观察、体验和描写生活,终于写出了使他自己比较满意、也被视为当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品之一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创业史》。

从柳青的全部生活和创作来看,他毕生孜孜以求的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和创作的独特性,因而他能够将文学创作作为毕生的事业,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来观察、体验生活,长期坚持在农村生活和创作。这种对生活的真诚和创作的热情是令人钦佩和值得肯定的。但是,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作家的这种长期固定在一个生活区域的创作生活方式,在今天看来也和产生并推崇这种方式的时代一样,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为了总结柳青创作的经验教训,给它一个尽可能客观、公正的评价,也为了准确把握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我们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入剖析柳青那种独特的生活和创作方式,权衡它的利弊得失。

       首先,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是首要的、无条件的,同时又是有条件的。说无条件是因为现实主义文学认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要想写出真实反映生活的有价值的作品,就不应该计较个人的得失,不能提特殊的要求,深入到生活中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生活中去获得无穷的源泉和动力。在这方面,柳青是把握得比较好的,无需赘言。说有条件是对每个具体作家来说,究竟应该深入到哪个地区,选择何种职业,体验哪种生活,把什么领域作为自己长久的生活基地。对此作家有充分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柳青也是明智的,他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气质、个性和特长的生活和创作方式。早在1957年柳青就曾说过:“终身和群众在一起的决心更坚定了,过去有人怀疑我住在一个村子里的做法,现在许多人都走这条道路了。这是一条非常结实的路子……”1964年,柳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仍然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生活方式不是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作家的生活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的生活方式也不是错误的生活方式,它是唯一适合我这个具体的人的生活方式”。正是柳青这种对文学事业无条件的献身精神和深入生活的独特方式,使他写出了《创业史》这样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作品,从而也确立了他在当代文学中描写这一题材上的不可替代和超越的地位,对此,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柳青这种深入生活的独特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正如他自己体会到的那样:“长期住在一个地方,观察问题有局限性……”。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容易使作家凭借对局部情况的了解和判断得出并不完全符合整体实际情况的结论来。

然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作家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去深入生活。是跟在生活后面亦步亦趋,去描影图形呢?还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充分发挥作家主体的独特感受和主观意识,对生活做出独特而深刻的反映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多年来,我们强调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只是群体的生活、物质的生活,而忽视了社会生活中应该包含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个人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所以,在许多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浮泛的对社会生活表面现象的外观再现,而很难看到人物内心深层结构中的精神变迁和意识流动。因而,我们看到的作品也大多是一些消极被动地屈从于现实、丧失了作家自我的随波逐流的作品,而很少能看到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和独特感受的作品。由于这类作品一般都附着在生活的表面,因此,当生活发生变化时,它们也就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从柳青的创作来看,虽然他的生活和创作方式是独特的,他也强调作家要独立思考,要有独立见解(参见柳青《三愿》一文)。柳青也不缺乏以创作为人民服务的自觉和热忱,而且在这方面甚至还相当突出,但是他缺乏的却正是胡风所倡导的作家应该具备的主体意识和自由精神。因此,象柳青这类作家往往容易被先验的教条甚至错误的理论所束缚。学习革命理论对作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把正确的理论当作教条就会窒息作家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求实精神,使他们用煤体的宣传来代替自己的眼睛,用领袖的著作来代替自己的头脑,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作品就不能对现实生活作出真实的反映。柳青在回答别人提问时就曾这样说过:“对我来说,报纸是我日常的先生。如果有一天报纸因故没有来,我就觉得这一天是多么空虚!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经常不看报,不细读社论,不看与自己面对的生活有关的报道、论文和通讯,闷头深入生活的结果能写出作品”。当然,阅读报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是必要的,但是从这段表白中可以看出,柳青对现实政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自己创作的关系是多么的看重,而对自己的独立思考又是多么的漠视。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写出的作品就不是自己的个性、才能和价值的实现,而是自我的丧失。后来,柳青暂停《创业史》的写作而急急忙忙地去赶写迎合现实政治的《狠透铁》以及在《创业史》(第一部)的修改本中加进批判刘少奇的内容的做法,恐怕都与他的这种思想认识不无关系。

其实,柳青在生活和创作中时常处在一种矛盾的状况中,他对自己所经历和描写的生活有时也表现出一种难以捉摸和把握的困惑和忧虑。早在1959年柳青就曾这样说过:“每来一次运动都冲击着我、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一番自己写的这个东西”。在1965年他又说过类似的话:“由于写作的需要,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总是努力体会的。有些使我很容易理解的,我就很愉快地把它体现在我的工作中。有些使我很难理解的,我不轻易写文章、发表意见或随便议论”。本来,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时代政治与现实生活应该是一致的,因而,文学的政治性与真实性也应该是统一的。但是,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在不少情况下政治性无论如何也不等于真实性。尽管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这一点已无须赘言。当政治性与真实性不统一或不十分统一的时候,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就应该坚持真实性原则而放弃错误的观念和倾向,这才是对待现实的唯物主义态度和应该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柳青的生活和创作方式来看,作为一个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党员作家,他对党的方针、政策总是无条件的接受和拥护的,并努力将它的精神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这样做不仅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革命作家应尽的职责。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柳青的做法是能够理解的。然而,在五、六十年代,随着极“左”思潮的逐渐蔓延,党在政治、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使这一时期的某些方针、政策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例如,对“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及以后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等左的错误都是众所周知的。作为一个忠于现实、关注现实的作家,柳青对这种方针、政策与现实的矛盾当然有着比一般人更加深刻的感受和体验,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策与现实的背离。但是,他所具有的坚定的党性又使他毫不动摇地维护党的荣誉。这样一来,就使他不能不陷入深深的矛盾甚至痛苦中。在当代文学史上,象柳青这样处在矛盾和痛苦中的作家、理论家并不少见,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次,作家深入生活要获得什么样的效果?是为了获得生活体验还是为了体验生活?这是需要从根本上加以区分的。当代作家史铁生在《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相信,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资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中流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这段深有体会的经验之谈准确地把握住了深入生活这看似途径相同的两种不同效果。生活体验是作者忠实地遵循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意无意间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而体验生活则往往是按照主观意图、某种观念或一时的方针政策有意而为之,从实质上来说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生活体验无论是愉快的或痛苦的,轻松的或沉重的,都是来自作家身心的切实感受,因而都是真实可信的。而体验生活则可能是出于某种需要的驱使,某种观念的支配,某种理论的影响,因而难免夹杂着先入之见和浮泛虚假的成分。总之,生活体验由于是从实实在在的生活的艰辛磨炼中获得的,所以,它已不知不觉地融进了作家的深层意识和情感之中。例如,当代作家高晓声在被打成右派当了农民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是“死了创作这条心的”。他说:“二十多年来,我从未有意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倒是无意识地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我的生活”。他的这种对农民生活的无意识的切身体验使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得益非浅。在《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作品里,他将笔锋深入到民族性格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挖掘出农民的性格弱点及其根本原因。李顺大、陈奂生这些农民典型形象的问世,使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解剖和改造国民灵魂的现实主义传统在高晓声创作中的延伸。他对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活的描写达到了充分的本质真实。

相比之下,柳青的生活和创作方式与高晓声有着较大的不同,他那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正如他在谈到《创业史》的创作宗旨时所说的那样,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样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正因如此,有人批评柳青的《创业史》是“在‘先验’的理论框架的规范中面对生活……”此话虽有值得推敲之处,但也不无根据。柳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映的确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因此,柳青在创作上的一些不足和失误也的确与他的那种体验生活的方式和对待现实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应该投身到现实生活的洪流中去,置身于火热的生活中去感受和描写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具备真实、客观地描写生活的基本条件。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要深入生活,而且还应超越生活。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应该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而不应被生活中的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被一时一地的方针、政策所左右,应该写出历史的深度和生活的厚度。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时既要忠实于生活,又要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文学创作既是对生活的一种客观描写,又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独特精神创造。它来自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必须摆脱具体事件的局限和羁绊,通过作家的头脑对丰富的生活内容进行加工、改造、提炼和升华,做形而上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创作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和升华。以往能够深入生活的作家为数不少,但真正能够获得较大成功的却不多见。这种现象启示我们,深入生活固然重要,但仅有深入是不够的,对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还必须能够超越生活。深入生活不易,超越生活更难。柳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他曾这样说过:“比较起来说,深入生活还是容易的,愉快的,而从生活里钻出来又进入特定人物的精神状态就更困难、更艰苦了”。但是从他的创作来看,应该说他也只做到了第一个方面。由于他的执著和投入,使他反而不能从生活中超脱出来,无法真正看清其中的问题,从而造成了创作上的不足乃至终身的遗憾。

有不少现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感受认为,文学创作者应该与生活拉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保持一种距离感。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描写更应如此。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的描写,似乎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处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家,如果描写这个题材恐怕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时代和自身的局限而留下一定的遗憾,而并不仅仅是柳青。在当时左的政治环境的制约和文艺思想的束缚下,要想超越时代的局限就反而会被时代所否定,胡风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能这样来认识问题,那么,我们对柳青在生活和创作方式上的不足和失误既应该予以承认又应该加以理解。

在我国历史已经进入新世纪的今天,站在新的思想和理论视点上对柳青的生活和创作方式重新审视和评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这将有助于我们总结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经验和教训,指导和推动作家写出反映新时代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

  

注释:

  

①②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转引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3月第1版。

③④竹可羽:《评柳青的〈种谷记〉》,同上。

⑤⑧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⑥柳青:《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同注①。

⑦《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7月第1版。

⑨柳青:《关于〈创业史〉复读者的两封信》,《延河》1962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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