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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中国
发布时间:2016/4/17  阅读次数:3150  字体大小: 【】 【】【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代金)

  

内容摘要:2016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无论是学术层面的讨论还是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娱乐,莎士比亚以及莎士比亚文学作品已经全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而在中国,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中国社会进程和文化生活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在中国莎士比亚的译介过程和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的传播,更清晰地了解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流传。

    关键词:莎士比亚;翻译;戏剧

  

威廉·莎士比亚(1564一1616)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他与法国的拉伯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并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坛的“三杰”。莎士比亚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且属于整个历史;他不仅属于英国,而且属于整个世界,莎士比亚的作品表达了人类最真实的情感,他的作品超越时空,超越国界。

一、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

莎士比亚开始传入中国是在 19 世纪。1839 年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时组织人辑译《四洲志》,其中提到英国四位文学家,第一位即是“沙士比阿”(莎士比亚),称其“工诗文,富著述”。这可能是莎士比亚首次受到中国人的关注。1843 年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撰出版《海国图志》,其中照录了《四洲志》中有关莎士比亚的记述。

19 世纪40 年代,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夙好古文,兼嗜英国文艺”“尤好莎士比亚”,这可能是最早细读莎士比亚作品的中国人。1856 年 ,上海墨海书院刻印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译的《大英国志》,其中就提到 “舌克斯毕 ”,即莎士比亚。早期阅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还有辜鸿铭。清末外交官郭嵩焘在 1877 年日记中记叙了他在英国见到莎剧的版本。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莎士比亚的名字通过英美传教士频繁地传到中国来。清末思想界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都在其著译中谈到过莎士比亚。中文译名“莎士比亚”即为梁启超首创。1907 年至 1908年,鲁迅在他的启蒙文章中论及莎士比亚,他把莎士比亚看作健全人性的精神战士,希望中国也能出现莎士比亚这样的精神战士来发出民族的声音。早期介绍莎士比亚剧作的内容,是通过英国兰姆姐弟的莎剧故事之中文文言译本《澥外奇谭》(1903,无译者署名)和林纾、魏易的文言译本《吟边燕语》(1904)。林纾为每篇都起了中国传奇式的名字,如《威尼斯商人》为《肉卷》、《罗密欧与朱丽叶》为《铸情》、《麦克白》为《蛊证》、《哈姆雷特》为《鬼诏》、《李尔王》为《女变》、《仲夏夜之梦》为《仙狯》、《奥瑟罗》为《黑瞀》、《第十二夜》 为《婚诡》、《维洛那二绅士》为《情感》、《暴风雨》为《飓引》等。这个译本象林纾的其它小说一样,曾经风行一时, 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

林纾还和陈家鳞合译了莎士比亚的《雷差得记》、《亨利第四》、《凯撒遗事》、《亨利第六遗事》、《亨利第五记》,可惜他们将戏剧改译成了小说。这也许林纾不懂外文,为口译者所误。除此以外,在1911 年包天笑曾经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改编成《女律师》。这大概是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最早的改编本了。

1913 年郑飞秋导演了根据《吟边燕语》改编的 “幕表戏 ”《肉卷》 (即《威尼斯商人》)。这也许是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的第一个莎剧。 1916 年竟然有五个剧搬上舞台,如《窃国贼》(《哈姆雷特》)、《女律师》(《威尼斯商人》)、《黑将军》(《奥瑟罗》)、《姊妹皇帝》(《李尔王》) 和《新南北和》(《麦克白》)。这些剧有的是“讽刺袁世凯称帝”(欧阳予倩:《谈文明戏》);但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市民心理的娱乐性和商业性很浓的趣剧。

1930年,梁实秋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之路,1968年梁先生终于将《莎士比亚全集》译完,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界引起了注意。尽管学术界对其翻译的版本评价褒贬不一,但该译本的信实、通顺、贴近原文、翻译充分等特点却是被广大学者所认可的。他的译本接近于“直译”,译文具有铺陈、精美的散文风格.[1]梁实秋的译座附有详尽的注释和说明,学术含量较高。[2]

三十年代,翻译家曹未风也开始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工作。他总共翻译过15种莎剧,其中《威尼斯商人》等11种剧本,曾以《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先后由贵阳文通书局在1942年—1944年出版。上海文化合作公司在1946年又用《曹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出版了其中的10种剧本。曹未风还撰写过《莎士比亚在中国》(1954)、《莎士比亚生平及其作品》(1934)、《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1957)等研究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论文。曹未风的风格更接近于口语,而不是“文章体”,他认为口语不仅有利于舞台演出,而且能使原文的妙处得到充分的体现。[3]

后来,20 世 纪50 年代,萧乾的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改写莎剧 20 部)白话文译本出版(1956)。2002 年,由中国学者编撰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土生、洗宁、肇星、武专主编;改写莎剧 39 部)出版。

莎剧的正规文本汉语白话翻译始于田汉(1898-1968)的《哈孟雷特》(1921)和《罗密欧与朱丽叶》(1924)。田汉是莎剧白话汉译事业的开创者。紧接田汉之后的译莎学者便多起来。

提起莎剧的翻译,必须提到的是朱生豪(1912-1944)。他经历日本侵略的苦难、贫穷和疾病的折磨,只活了32岁。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译出莎剧 31部半,终因恶疾缠身,回天无力,未能译完余下的莎剧,成为千古遗恨。他为中国的莎剧翻译事业做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朱生豪译版的莎剧,据他自称,务必做到“在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评论者认为,“朱译似行云流水,即晦塞处也无迟重之笔。”朱生豪译版莎剧文辞优美畅达,人物性格鲜明,已成为广大读者所珍爱的艺术瑰宝。朱生豪译版莎剧27部于1947年出版问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4]

新中国成立后,朱生豪译版莎剧受到重视,1954 年朱生豪译版莎剧 31 部以《莎士比亚戏剧集》名义出版。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朱生豪为主要译者的《莎士比亚全集》,收入朱译莎剧 31 部,朱先生未能译出的 6部莎剧分别由方平、方重、章益、杨周翰译出,莎士比亚的诗歌作品也全部译出收入。这是中国首次出版外国作家作品的全集。虞尔昌(1904-1984)见到 1947 年出版的朱生豪所译27部莎剧,十分敬佩,但以不全为憾,于是补译了朱生豪未曾来得及译出的 7 部及1947年版中没有的3部共10部莎剧。1957年,朱生豪、虞尔昌合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台北出版。[5]

需要提及的是,曹禺是首个用戏剧来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并将其用于舞台演出,比如他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用于四川的剧团演出,因而他更加提倡翻译要朗朗上口。1948年,孙大雨先生以其独创的“音组”译法翻译了《黎琊王》。

新中国成立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方平的《亨利五世》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翻译著作,方平主张不加掩饰地以粗俗译粗俗,以符合莎剧中的基本色调。1956年,卞之琳先生翻译了《哈姆雷特》,之后他又分别译出了《奥瑟罗》《里亚王》和《麦克白斯》。卞之琳把孙大雨开创的译法加以完善,建立“以顿代步、等行翻译”法。卞之琳版的《哈姆雷特》被誉为《哈姆莱特》最优秀的中文译本。[6]

1957年,吴兴华对《亨利四世》这一历史剧进行了翻译,追求译文的朗朗上口,以更具耐读性。1964年,为了纪念莎翁诞辰4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并邀请几位翻译家对朱译的莎剧,进行了校订、补译,并将6个历史剧以及全部诗歌补全。后来由于国内的十年动乱,这一计划没能实现,直到1978年,《莎士比亚全集》才面世。它是国内最完备的莎士比亚作品中译本,也是我国第一部外国作家的全集。

《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面世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代表了我国学者在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工作上的成就。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我国对于莎士比亚的翻译和研究也进入了新时期。

二、中国的舞台上的莎士比亚

早期莎剧在中国的舞台上以“文明戏”的形式出现,文明新戏时期,中国早期话剧舞台上演的二十多个莎剧均未按英文原著演出,而多以林纾与魏易 1904 年译自兰姆姐弟合编的莎剧本事 《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为蓝本,且剧名多作改动,皆取二字为宜,诚如安凌所言: “林纾在题目上尽力突出神怪色彩,甚至制造本来没有的神怪色彩。”[7]

1913年7月,郑正秋的新民社把《肉券》(《威尼斯商人》) 改编为新剧上演,首开中国莎士比亚话剧演出之先河。

单看 “文明新戏”一词便知其寓意深远。所谓 “新戏”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唱、念、做、打的戏剧,而配之于 “文明” 二字更意味着这种新戏是西方文明的一种象征,反映出当时社会革新的诉求,即“文以载道”思想主导下,改良派和革命派希冀以演剧为手段,利用戏剧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宣传革命,“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作为西方主流文化代表之一的莎士比亚戏剧在新剧时期是一种象征和工具,为唤醒民心、开启民智服务,其社会政治功用远远超出戏剧艺术本身。[8]1915 年,针对袁世凯的复辟称帝,民鸣社的演员顾无为根据林纾的《蛊征》(《麦克白》)改编成《窃国贼》被搬上舞台。该剧公演后立即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然而,演出却让袁世凯恼羞成怒,于是以“借演剧为名煽动民心,扰乱地方治安”的罪名,下令逮捕了扮演窃国贼的著名演员顾无为并判其死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所谓“顾案”。在这个时期,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按照话剧的形式翻译的人还很少,所以直到田汉的出现,莎士比亚戏剧才真正的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田汉之后,洪深等一批话剧工作者又将《威尼斯商人》等莎剧搬上话剧舞台。

风云变幻的三四十年代,莎士比亚作品更是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入侵的精神武器。中国话剧前辈们对西方戏剧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改造,或号召奋争,或直击时弊。在此背景下,莎士比亚也被中国化了,其经典故事情节被移植至中国某一朝代,最具代表性的是顾仲彝根据莎氏悲剧 《李尔王》与中国戏曲 《王宝钏》改编的《三千金》和李健吾根据《麦克白》、 《奥塞罗》 改编的《王德明》与《阿史那》。1945 年,黄佐临的“苦干剧团” 把 《王德明》 搬上了话剧舞台。

演出时剧名更改为 《乱世英雄》,足见其思想政治教育用意。该剧保留了莎剧文本中主人公篡权夺位前后的内心挣扎,同时照顾到广大观众的欣赏水平及思维惯性,增添了《赵氏孤儿》中狸猫换太子的传奇情节,在鲜明对比之中批判阴谋肯定忠义,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抗战时期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为话剧的普及赢得了广泛的观众,也是更广大的群众了解到了莎士比亚。

五六十年代,我国舞台上的莎剧多是由由苏联专家导演的,主要有 《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和《第十二夜》等。文革时期,因为文艺专制,莎士比亚戏剧从中国舞台上消失。

改革开放后,因为莎剧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曲折动人、极富艺术感染力。同时,剧中所表达的一些政治、社会、自然和伦理观也能让中国观众产生认同。例如,莎翁反对禁欲,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与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能力。这种世界观正迎合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文化思想趋势。莎剧在这一转折期很受欢迎。[9]例如,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有25场不同剧种、不同风格的剧目上演。

以上都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话剧舞台的发展过程,而莎剧的电影改编史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早期的默片时代就有片段故事片。1927年,导演裘芑香的影片《女律师》(《威尼斯商人》)和1931年导演卜万苍的电影《一剪梅》(《维洛那二绅士》)则是两部完整的剧情片。这在世界莎士比亚电影史上也堪称是较早的、有中国特色的改编作品,而且从制作上还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1948年,洪深指导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从片名到基本剧情,无疑灵感来自《哈姆雷特》。进人21世纪后,霍建起的《情人结》,被喻为中国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冯小刚的《夜宴》《取材于《哈姆雷特》》一反传统的政治、哲理、爱情悲剧,变成了欲望十足、血腥暴力的动作片;胡雪华的《喜马拉雅王子》则被称为西藏版的《哈姆雷特》。[10]

莎士比亚作品已经走过了几百年,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剧作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然充满活跃的生命力。相信在今后的莎士比亚研究还会取得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刘亮亮、熊辉:《曹未风的莎剧翻译刍议》,《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屠岸:《莎士比亚在中国》,《博览群书》,2014年第8期。

[3]朱宏达、吴沽敏:《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介思想和成就》,《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4]屠岸:《莎士比亚在中国》,《博览群书》,2014年第8期。

[5]范冬梅:《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华中学术》,2014年第2期。

[6]屠岸:《莎士比亚在中国》,《博览群书》,2014年第8期。

[7]安凌:《文明戏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的改译及演出》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 年第 3 期。

[8]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9]孙艳娜:莎士比亚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接受与流变,国外文学 2014 年第 4 期。

[10]《莎士比亚“参与”的中国改革》,http://cul.sohu.com/s2014/sha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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