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卫

内容提要：欧洲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从表面上来看虽然有着明显不同，但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不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的断层，而且对文艺复兴文学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着重从文化根源和文学表现两个方面分析和论证了这种联系。

  

  

如何认识欧洲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关系？在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进入中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神学的全面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被割断，从而提出中世纪文学是欧洲文学始于古希腊罗马人本主义文学断层的论断。但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古代文化在一千多年中就消失了影响，人类精神的伟大成果就是如此脆弱？……文艺复兴只是古代文明的复活和再生，它不需要从胚胎中发育成长、并从母腹中得到营养？”（杨正润 3）这些问题都不能不令人怀疑和深思。“断层”论一般都举出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为其理论依据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马恩全集》400）然而，笔者认为恩格斯的论述并不足以说明这种观点。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强调基督教在中世纪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具有的统治地位。所以，他紧接着又说：“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马恩全集》400）事实上，中世纪文学虽然与古希腊罗马文学有着明显不同，但是不可能彻底斩断它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一切联系。因为，“新的文化毕竟又是在曾产生过灿烂的古代文明成就的欧洲大陆上产生的，古代的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存在于欧洲本土的遗民身上。这一切都决定着新产生的文化并不能完全剪断古代文化的脐带。”（郑克鲁39）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欧洲中世纪文化和文学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文学与近代文艺复兴文化和文学之间起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欧洲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普遍具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肯定，认为“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就在那些从表面上看来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的背后，潜伏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欧洲文学和文化的两座高峰、两次辉煌之间的中世纪并非‘一块可有可无的门槛’，而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过渡。”（杨正润3）因此，认为中世纪文学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之间的断层的论断是一种肤浅的、片面的认识和形而上学的观点。^①然而，尽管如此，一些论者在谈到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和文艺复兴文学关系时，还是比较看重一些外部因素，如对古代典籍的翻译整理和考古发现的作用等，而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内在文化因子已经渗透和融合到中世纪文化和文学中的事实认识不足。事实上，“文艺复兴诗和诗学的勃兴，并不仅仅归因于古代学术更多地被发掘出来，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与其社会背景难分难解的必然过程。”（陆扬11）为此，本文着重从文化根源和文学表现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探讨和论证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内在联系，尝试为认识欧洲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联系打开一种新的思路。

从文化根源上来看，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因素的基督教脱胎于希伯莱人的宗教——犹太教，对于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西方民族来说，基督教文化无疑是一种异族、异教文化。因此，在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和与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接触、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文化为了能使它被在希腊罗马文化熏陶下发展起来的西方民族所接受，除了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外，也在努力发掘两种文化中相同和相近的一面。而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确实存在着相同和相近的方面。因为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都经历过大致相同的发展过程，所关心的也是大致相同的自然和人生问题。从基督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它既继承了古代希伯莱人的宗教思想，又吸收了古代希腊人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渊源。基督教关于地狱、天堂、三位一体、灵魂不灭和末日审判等基本教义都可以从希腊原始宗教中找到它们的思想踪影。例如，基督教神学中最核心的关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思想最初并非它自身所有，而是来源于古代地中海地区多神崇拜的思想。^②又如，基督教中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是继承了希腊晚期哲学中斯多葛学派的“众人皆兄弟”的主张。斯多葛派对人生的悲观看法也成为后来基督教所宣扬的“原罪”说的思想来源之一。事实上，从罗马帝国中期到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中的一些领袖人物一直在探讨和论证基督教思想与古希腊文化的内在联系。最早具有代表性的是古代罗马著名犹太哲学家斐洛，他“以希腊思想来阐述犹太教经典，认为柏拉图的理念和犹太教的天使是一个东西。”（卓新平99）还认为《旧约》和柏拉图的著作在本质上是可以沟通的，尽管两者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从而力图融合犹太神学与希腊哲学，他的学说也成为后来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作为基督教“圣父”的奥古斯丁在中世纪时期的思想领域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他也被视为融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一体的大家。奥古斯丁深受希腊哲学中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以致人们把他称为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者。他利用柏拉图主义来论证基督教教义，以哲学的眼光来理解上帝，把柏拉图的“理念”变成了上帝统管世界的“永恒不变的形式”。他认为，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只需要知道无论是天上的或是地上的，能见的或是不能见的一切物体，都是因上帝的仁慈创造出来的，那就够了。至善的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犯下了“原罪”，并遗祸于人类。而仅靠人类渺小的力量是不能赎罪的。只有依靠全能的上帝才能使人类得救，基督教会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因此，人们要想得救就不能离开教会。^③就这样，奥古斯丁通过对希腊哲学的阐释来直接为基督教服务，从而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产生做了准备。此外，奥古斯丁对中世纪诗学理论也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文艺思想上，奥古斯丁主要是受柏拉图的影响，崇尚和发扬柏拉图注重道德伦理的诗学理论，十分重视文学艺术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柏拉图对待诗人的态度值得称道。当然，奥古斯丁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其诗学理论中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原罪”意识等神学观念。

中世纪后期的著名基督教神学家、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在构建经院哲学体系时也试图用古希腊哲学来解释和论证基督教神学。他主要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从多方面来论证基督教教义，以建立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体系。^④首先，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与质料的理论来论证宗教与哲学、天启与自然知识的关系，认为宗教真理与哲学真理是较高级真理与较低级真理的关系，哲学家应永远属于宗教。在阿奎那看来，哲学不过是神学的奴婢。其次，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可能与必然的关系、事物实现的等级和世界的秩序与目的等方面来论证上帝的存在。 阿奎那上述论证的最大特点在于没有排除自然界和自然知识在论证神学问题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对哲学中的理性精神给予肯定，认为理性和信仰可以同时存在和获得。前者可以通过对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的理解去获得，后者则可以通过《圣经》的启示去获得。阿奎那宗教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上承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而且在于下启近现代哲学之端，莱布尼茨、洛克、休谟、康德甚至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在构建他们的哲学体系时，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阿奎那哲学思想的启发。“在历史的传承中阿奎那的思想充实了拉丁世界晚期古典哲学的历史，并且为近现代哲学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背景。”（约翰·英格利斯127）

阿奎那不仅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世纪诗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从阿奎那的文艺思想来看，也深受古代希腊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体现在阿奎那的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上。阿奎那在他的论著中曾多次提到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这种见解显然与古希腊的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作为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阿奎那的诗学理论也深受其哲学思想的限制，他认为艺术模仿自然“这正相仿上帝创世之初便有理念在胸，艺术制作的根源，也在于先存于艺术家之心的理念。”（陆扬201）而在阿奎那的心目中，理念既是精神的，又是实在的，从中反映出他在这个问题上试图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见解糅合在一起的努力。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作为古希腊罗马文化核心因素的希腊哲学在基督教及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古代神话背景下产生的希腊哲学始终把追寻宇宙的本源和探索事物的本质作为它关注的焦点，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由米利都、爱非斯学派为代表的扬弃神话、崇尚理性的自然哲学阶段和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注重伦理、追求道德完善的道德哲学阶段。希腊哲学所经历的这一对宗教由否定再到肯定的发展过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为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从而为基督教神学在西方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也为欧洲中世纪文化乃至后世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模式。如果说基督教文化从古代希伯莱文化中吸收和继承了信仰传统、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则可以说它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吸收和继承了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识。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影响下，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注意深化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为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构成了基本的框架体系和丰富的概念范畴。总之，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作为一股思想潜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始终存在并发挥着一定作用。近代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除了一些外在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与基督教文化自身所包含的始自古希腊罗马的内在的人本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文学表现来看，欧洲中世纪文学在基督教神学的控制和影响下，注重表现神的权威、上帝的伟大和人的渺小，宣扬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神学的奴婢。然而，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即使在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中世纪文学中也不乏古希腊罗马文学人本主义精神的表现。例如，中世纪时期的英雄史诗从根本上来看，是对古希腊罗马时期荷马和维吉尔史诗传统的继承和体现；而骑士文学在“忠君、护教、行侠、尚武”的信条后面掩盖的是类似古希腊英雄们张扬个性的欲望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城市文学的基本精神，实质上也是古希腊文学中重视现实人生的古典人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古代希伯莱文学传统和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传统在近千年的碰撞和磨合中，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文学的独特景观。

尽管史诗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荷马史诗》这样杰出的作品。但是，史诗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形式是在中世纪时期才出现繁荣的局面。毋庸置疑，中世纪时期的英雄史诗由于受到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大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宗教色彩。从中世纪时期史诗的思想内容来看，主要是宣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忠君爱国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史诗作品中所歌颂的大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英雄形象。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忠君爱国的思想后面掩盖的是英雄们张扬个性的欲望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在这一点上它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中世纪时期英雄史诗的代表作品《罗兰之歌》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在罗兰身上鲜明地表现出中世纪英雄的基本特征——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勇敢和忠诚。当查理大帝要罗兰率队断后，掩护大军撤退时，尽管罗兰也明白这是出于加奈隆的阴谋，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认为这是他报效国家和君主的机会，是他作为军人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于是，他毅然率领部下奔赴疆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从史诗中我们看到，在罗兰身上除了忠君爱国、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面，也表现出另一种精神品质，即对个人意志的崇尚和英雄行为的展示。例如，当罗兰率领部队断后而陷入敌人重兵的重围时，战友劝他吹响号角向查理大帝求援，但是，罗兰却不愿意这样做。他说，不能让可爱的法兰西蒙受耻辱，我要让这把宝剑染遍异教徒的鲜血。^⑤可见，罗兰的行为一方面表现出他藐视敌人的豪迈气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高傲、固执和任性的性格特点。不能审时度势，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来恰当安排战术，而是凭借匹夫之勇死打硬拼，史诗在这里突出了罗兰的英雄主义行为。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中世纪英雄与古希腊英雄的共同点，罗兰那种英勇无畏和固执、任性的性格特征，与希腊英雄阿喀琉斯何其相似。

从中世纪史诗的题材和写法上，也可以看出《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的影响。例如，德国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塑造的尼德兰王子西格弗里的身世和经历就与《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十分相似。西格弗里是一个著名的勇士，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他早年曾杀死过一条毒龙，用龙血沐浴，使全身皮肤变得象铠甲一样坚硬，刀枪不入。只是因为在沐浴时有一片菩提叶落在他的背上，没有沾到龙血，从而给他留下了致命的隐患。最后，西格弗里也正是因为这个致命的隐患而丧命。^⑥此外，《尼伯龙根之歌》在写法上还有不少与《荷马史诗》相似的地方，正因如此，有些评论家称它为德国的《伊利亚特》。

       在中世纪时期的骑士文学中，也体现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古典人本主义思想的矛盾与融合的现象。骑士文学在维护基督教的名义下，也有不少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相背离的内容。例如，作为骑士文学所描写的中心主题之一的骑士的“典雅的爱情”就反映出一种新型的爱情观。它强调了妇女在恋爱中的优越地位，冲破宗教禁欲主义信条的束缚，要求享受人间现世的幸福和世俗生活的欢乐，骑士们的行为与封建的婚姻观念和宗教禁欲主义信条是背道而驰的。从这些骑士们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的那些英雄们放纵情欲、尽情享受人生的生活态度，这无疑是对古希腊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和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文艺复兴时期重视现实人生的人文主义文学的开启和发端。

中世纪时后期的城市文学虽也难免受到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但其中有不少作品揭露和嘲笑封建贵族、教会僧侣的罪行，歌颂市民阶级的聪明机智，体现新兴市民阶级的利益，与宗教神学大相径庭，而流淌着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人本主义精神。例如，城市文学中的代表作品《列那狐传奇》无论在体裁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反映着古希腊文学的影响。列那狐形象在聪明、机智和狡诈方面与《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十分相似。此外，在《列那狐传奇》中也可以看出《伊索寓言》影响的痕迹，列那狡黠、贪欲的所作所为堪与《伊索寓言》中所描写的狐狸形象相提并论。同时，我们也有一定理由，将这个形象视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那些狡黠好利的资产阶级商人的雏形。

在欧洲中世纪文学代表人物、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思想和创作中，更是存在着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与基督教文化传统冲突和融合的现象，体现了中世纪文学对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内在继承关系。作为中世纪文学的代表诗人，基督教文化对但丁的创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一位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的诗人，基督教文化对但丁的影响又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但丁的创作特色，即他的思想的矛盾性和创作的二重性：既有基督教文化的体现，又有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但丁作为一位基督徒，虔诚恪守宗教教义，认定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坚信节欲苦修能使人变的圣洁高尚，世界会变的和谐美好。然而，但丁又不同于一般的教徒，虽然虔信基督，但对古代文化也十分崇敬。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但丁是最有资格继承古代文化的诗人和学者。但丁在《神曲》中描写了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等一大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名人，并且为他们设计了一个幽静的住所，使他们虽然身处地狱而不受丝毫痛苦。但丁还把荷马称为“诗国之王”，把亚里士多德称为“哲学家的大师”，（但丁18）充分表明了他对古代贤哲们及古代文化的崇敬态度。然而，但丁毕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又认为，即便是这些前辈贤哲，由于他们出生在耶稣之前，作为异教徒不能进入天国而必须待在地狱里，等侯上帝的裁决。这样的描写正好体现了但丁作为中世纪晚期诗人的思想特点。此外，但丁也相信并且宣扬宗教命运观，在《神曲·地狱》篇中，他借古代诗人维吉尔之口声称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凡人都是命运的玩物。同时，但丁又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借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之口说：“人不能像走兽一般活着，应当追求美德和知识。”认为命运中包含着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人们善于运用自由意志，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命运观与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德斯的命运观十分相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但丁还强调指出这种自由意志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背景下，能产生这样的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与后来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自由选择论非常接近，从而使这种观点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现代意义。

但丁作为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诗人的特点，也体现在他的艺术观上。即使是《神曲》这样一部中世纪宗教色彩浓厚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明显表现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关系。首先，从情节和结构上来看，《神曲》有不少模仿和借鉴《荷马史诗》的地方。例如，诗人作为一个活人跟随维吉尔去游历地狱，见到了许多古代名人的亡魂并与他们广泛交谈的情节，就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描写奥德修斯到冥土与他过去的亲朋好友们交谈的情节十分相似。其次，《神曲》中对地狱的描写所具有的较为浓厚的现实色彩，也显然受到《荷马史诗》和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的影响。特别是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较为详细地描写奥德修斯到冥土游历的经过，例如，奥德修斯在冥土看到身材高大的猎人俄里翁正在追捕一群野兽幽灵时的情景，就影响和启发了但丁在《神曲》中对地狱的描写，使他对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场所的描写并不显得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就连地狱里用来惩罚亡魂的种种酷刑也都是来自现实生活，从而使《神曲》中的现实感十分强烈。

通过以上从文化传统和文学表现两方面的分析和论述，无可怀疑地说明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及其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文学之间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说明了中世纪文化和文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一定联系，进而证实了一种规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都无法割断历史的继承性。这种观点既符合中世纪文化和文学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①参见张增坤：《对评价欧洲中古文学的几点异议》，《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吴芬：《也谈对中世纪文学的评价》，《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李辰民：《对欧洲中世纪文学“断裂”说的质疑》，《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

②参见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王先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46-51。

③④参见李志逵主编：《欧洲哲学史》（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90，105。

  

⑤⑥参见周煦良等编选：《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282-283，312。

  

杨正润：文学史的文化研究——读《欧洲中世纪文学史》，第三版，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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