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18级比较文学    何佳宁

摘要：利维斯的小说观是把握其整个批评体系的关键。其小说观包括三大核心观念，即“小说作为戏剧之诗”、“小说作为道德语言”、“小说作为对生活之肯定”。在利维斯的批评体系中，文化批评是基础，小说批评是中心。利维斯小说批评中最为重要的维度，如“现实”、“生活”、“道德”等，都是由他的“小说观”决定的。

关键词：利维斯；《伟大的传统》；道德关怀；大众文明。

（一）

从一九四七年春开始，利维斯在《细察》发表的论述小说家的系列文章皆冠以“小说作为戏剧之诗”的大标题。这些文章构成了《伟大的传统》的主要内容。利维斯说：“小说大家之重要性就如同伟大诗人之重要性。”英国文学的传统之中，诗歌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地位卑微。而在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上升到了足以比肩诗歌的地位，这其中，利维斯的弘扬与推动功不可没。就“小说”形式与“诗歌”形式而言，两者大不相同，小说成“诗”的连接点就在于“戏剧”。而“戏剧”在这里有着双重含义。首先，它是作为文学体裁的“戏剧”。诗歌与戏剧的连接点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戏剧往往有着诗化的语言，利维斯十分推崇的莎士比亚便是代表。戏剧于利维斯而言，小说近似于大型化的诗歌，而戏剧往往又是近似于小型化、简单化的小说。由此，“小说作为戏剧之诗”便有了合理性。也就是说，小说近似于诗歌的戏剧化。“戏剧”的另一重含义是“戏剧化的”。以英国的戏剧而言，其典型特点包括现实虚拟化、程式化、冲突最大化、语言的诗化（后来的生活化）等。利维斯自然清楚小说就是“虚拟”现实，艺术地呈现生活，所以他并不赞赏司各特传统对“生活”表层的镜像反映。同时，他反对“程式化”的小说创造，特别强调小说形式的创新。按照利维斯的逻辑，文学意义似乎就在诗歌和小说两级之间产生，前者造就“诗的世界”，后者造就“小说的世界”。因此，文学的意义必定兼有“诗性”与“小说性”。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必定是“诗性”与“小说性”的混合体，因此，某些伟大的小说家也自然地成了“诗人小说家”。利维斯认为詹姆斯就是智慧的“诗人小说家”，劳伦斯亦然。从小说的地位来看，利维斯的这种论断无疑是对小说和小说家地位的有力提升；从文学样式上看，利维斯试图在小说和诗歌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他的批评于是很自然地从诗歌走向小说）并自由地把诗歌批评词汇迁移到小说批评当中。

（二）

利维斯的小说批判，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小说所体现的道德关怀，而道德关怀其本身就是一个“如何生活”和“如何看待生活”的问题。“小说大家……就是对生活抱有一种异常发达的兴趣……对经验的非凡的吐纳能力，一种面对生活的虔诚虚怀，以及一种明显的道德热诚。”利维斯说 ：“如果‘批评’一词是恰当的词汇，那么‘英国小说’的批评传统谈的是‘真实人物’的创造，它以外在的丰盈来衡量作品的活力，并期待看到大量而松散的事件和情景，但对判断艺术的要义和关联性的成熟标准却全然不知。”

利维斯所谓的“外在的丰盈”即“生活”。利维斯认为 ：“英国文学的多样性与广度十分宏大，无可匹敌，它深刻而完全地记录了变化的生活，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现在并没有死去的延续体。”此处“并没有死去的延续体”不仅指代“传统”，还指代“生活”。利维斯经常使用“生活贫乏”与“艺术脱离生活”等术语，这无不表明，“生活”如同“道德关注”一样，是利维斯小说批评体系中重要的批评词汇。对利维斯而言，作品深深地植根生活，把握具象，或者呈现生活的“真实可信”，本身便是对生活的肯定。福楼拜无法位居伟大小说家之列，其原因就是“如避开麻风病人一样疏离生活”。利维斯认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有一份“完美”，一种持久、具有完整的严肃性，其原因在于“狄更斯强烈而真切地认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文明的一些重要特征，它们就蕴藏在具象之中，向作者揭示着他以前从未这般彻底悟到的联系和意蕴。这是一出完美的寓言，其象征和呈现的意义真实可信，并且随着情节让人信服地以历史方式自然地呈现，因此又产生出新的深奥精妙来。“艾略特笔下的乡村生活真实可信，哪怕在非常迷人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她也并非总对乡村生活作迷人化的处理。）”利维斯并非不认同小说对“生活”作理想化的描述，而是不能超越了一定的限度，即不能让读者生出“过于虚假”这样的感觉，否则，作品便失去了赖以吸引读者的“感染力”。利维斯特地比较了詹姆斯和艾略特二人在对“上流社会”和乡间宅第的描述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层次的“真实感”：“他（詹姆斯）的‘上流社会’和乡间宅第虽然也不乏种种生气与魅力，但与乔治艾略特的相比，在真实性上的差距便不可以道里计了。他是在做理想化的描述，而这样一种理想化就是对大量的真实视而不见，也不闻不问（或不思不虑）。”利维斯此处对詹姆斯的批评其实质就是：（在对“上流社会”和乡间宅第的描写上）詹姆斯过于理想化了，因而无法给人“真实感”。

（三）

利维斯坚信对人类和人性的道德关注是伟大小说的特征之一，因此对他而言，某些小说就成了“道德寓言”。利维斯说 ：“《诺斯特罗莫》的结构万象辐辏，每一个‘形象’和情境都在其间获得意义，而且那么简洁，以至于这本书，也许比乔治·艾略特的任何一部小说（《织工马南》除外，它有点童话的味道，而且无论怎么说，都是一部次要作品），都更有理由被称作‘道德寓言’呢。”另一部“道德寓言”式小说就是《欧洲人》。利维斯说 ：“我把《欧洲人》称为‘道德寓言’是因为一个严肃的目的呈现在如此紧密而有清晰的简洁组织中，书中每一要素的代表性意义都如此连贯统一。”较之《欧洲人》，“《一位女士的画像》在规模上要大出许多，而且因其具有的复杂性，没有招来‘道德寓言’的称谓”。另外，利维斯还认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是人们自然要归在‘道德寓言’下的。利维斯不停地强调伟大小说的道德关注或道德强度，寓言之所以成为寓言，是因为它终究要给出一种训诫或寓意，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利维斯认为，小说的道德关注与寓言的寓意传达有相通之处。某些小说与寓言的另一相通处在于“结构简约性”问题。利维斯所认为的成为“道德寓言”的小说往往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结构紧凑，如《诺斯特罗莫》的结构“万象辐辏”，《欧洲人》“清晰的简洁组织”，而《一位女士的画像》的规模很大，且颇为复杂，因而，不能算“道德寓言”。于利维斯而言，小说结构“简洁”是优点，而结构“简单”必然是缺陷。

利维斯有着珍视“传统”的传统，这种传统不管是文学上的还是文化上的，其实都是英国小说批评的“求真”与“尚德”两大并行而合一的传统，这一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利维斯的批评思想。利维斯的小说批评关注“道德”，是为了凸显文学的功用 ；把道德要素注入批评体系，则是顺应了“文学与道德”必然的姻亲这一现实，而他把某些小说称为“道德寓言”，其最终目的是凸显伟大小说的“道德寓意”在“小说作为戏剧之诗”，“小说作为道德寓言”，以及“小说作为对生活之肯定”这三大观念的统摄之下，利维斯小说批评最为重要的维度“现实”、“生活”以及“道德”便有了合理性，其小说观甚至直接诠释了这三大维度但总体而言，以“道德批评”来概括利维斯的小说批评无疑是一张方便的标签基于以上种种纬度，利维斯构建了英国小说“伟大的传统”，并基于这些纬度，对小说家进行臧否。而“伟大传统”内的小说家共同代表了英国小说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说，利维斯所期望的方向。

（四）

伟大的传统不属于个人趣味，而是属于全民族的严肃高雅的审美趣味。在《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中，利维斯对于弥尔顿的负面态度正是来源于弥尔顿诗歌的“拉丁化”，这位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写作深受拉丁文影响，有时会夹杂拉丁词语在作品中。利维斯认为弥尔顿拉丁化语言脱离了鲜活的口语而导致情感匮乏。利维斯对英语语言本身的重视，凸显了他对于民族语言的肯定与推崇。

       利维斯的文化思想继承了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把“文化”“文明”分开的思想，认为文化总是少数人的专利。他认为只有少数“精英”能欣赏但丁、莎士比亚、波德莱尔等大作家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而后者则是构成一个特定时代的种族的良心。因为这极少数人，过去最优秀的人类经验才得以传承，最精致最飘忽易逝的传统得以保存。这极少数的文化精英构成了社会的中心。此即为“精英文化”。与之相对则是“大众文明”。那么“大众文明”又是什么？据利维斯言，19世纪之前，至少是在 17世纪和 17世纪之前,英国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共同文化。唯工业革命将一个完整的文化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少数人文化，一方面是大众文明。大众文明就是商业化的大众文化 ,它是低劣和庸俗的代名词: 电影、广播、流行小说、流行出版物、广告等等,它们被缺欠教育的大众不假思索地大量消费。 利维斯发现在大众文明的冲击之下,少数人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少数人被拉下原来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不仅如此，文化精英占据的中心，也被低劣趣味的虚假权威取而代之。“文明”和“文化”如是成为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

利维斯特别细数电影带来的灾难。他说，电影因为它巨大的潜在影响，它的灾难更是非

同一般。电影不用语词，而用图像手段直接讲述故事，简便快捷而且质朴自然。利维斯叹道，电影如今是提供了文明世界的主流娱乐形式，它们使人在催眠状态之下，向最廉价的情感引诱俯首称臣 ,这些引诱因其栩栩如生的真实生活的假象 ,更显得阴险狡猾。也许人们会说，电影艺术的新形式，它是严肃的。对此利维斯将电影比作广播: 虽然同样有人说，广播也给了我们好的音乐和有益的讲演，但是广播对文化的标准化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因为这里没有一心追逐商业利润的好莱坞的参与，平庸化的特征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罢了。它们是被动的消遣，而不是积极的娱乐，尤其令积极运用心智，变得难上加难。

利维斯认为文化的堕落是工业化的恶果。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在他看来是一个“有机社会”，在那里高雅和大众的趣味，是有可能完好结合的。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势必就带来一种“技术-边沁主义”文明，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化上的标准化和平庸化。这样一种大众文明或者说大众文化甚至还是民间文化的灾难，因为它一刀割断了传统和过去，而这过去显然是值得缅怀的。利维斯说，我们失去的是有机的社团以及它所蕴含的活生生的文化。民间歌谣、民间舞蹈、乡间小屋和手工艺产品，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符号和表现形式。它们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生存的方式，井然有序，涉及到社会艺术、交往代码以及一种反应调节，源出于遥不可测的远古经验，呼应着自然环境和岁月的节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利维斯呼吁“少数人”武装起来，主动出击，抵制大众文明泛滥成灾。在大众文明的时代，利维斯发现文学作为高雅之文化的范型，即便它有心力挽狂澜于既倒,担当起扭转世风日下的历史使命，它的现实也是令人悲哀的。比如华兹华斯写作的时候，他说，严肃的思想和最好的文学模式，都较现时要普及得多。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个世纪以前一般受过教育的人，阅读能力要远高于今天的知识阶级。究其原因，利维斯认为是因为高雅文学被畅销书和形形色色读书俱乐部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抢占了阵地。

事实上在今天大众文化理论家的视域中，利维斯主义目光盯住过去的怀旧忧思。利维斯夫妇念念不忘自己是把握着英国或者说欧洲种族最优秀意识的“极少数人”，居高临下地指导大众怎样阅读才符合人文传统，才是文化而不是文明，与阿诺德的贵族意识如出一辙，这一点已经成为现代批评家批判利维斯主义的众矢之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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