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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巴尔扎克创作中的宗教思想
发布时间:2010/9/24  阅读次数:1684  字体大小: 【】 【】【

                                                                                                                         李晓卫
  摘 要: 巴尔扎克的创作与宗教关系密切, 探讨他的宗教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
并且从具体作品入手分析他的宗教思想在创作中的表现, 才可能指出他创作中的这种现象,
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 巴尔扎克; 创作; 宗教思想; 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020 (2002)2012017205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19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也是一位思想十分复杂和矛盾的
作家。他在《人间喜剧》序言中宣称: “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 那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
1 ]
巴尔扎克的宗教观、政治观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巴尔扎克的创作中的政治思想的论述已经很多, 这里不
再赘述。而对于他创作中的宗教思想的分析和论述却不多见, 且已有的评论大都持否定态度。因此, 本
文着重分析和探讨巴尔扎克创作中的宗教思想, 力求对他的创作中的这种现象给予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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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西方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一样, 生活在传统基督教文化环境中的巴尔扎克也是一个天主教徒, 承
认和肯定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他在《人间喜剧》序言中这样说道: “宗教, 是民族最伟大的生存
原则, ⋯⋯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基督教创造了现代各民族,
它将使这些民族生存下去。”[
2 ]然而, 巴尔扎克又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他并不真正信仰上帝。他曾经明
确说过: “我根本不相信罗马教会。”认为宗教“也许不是神的设施, 而是人的需要。”在这里, 巴尔扎
克洞悉了宗教的本质, 既指出了宗教的虚幻性, 又强调了宗教的人间性和现实性。同时, 巴尔扎克认为
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不能任其任意发展。所以, 他又说: “天主教和王权是一对孪生的
原则。这两种原则必须用法典加以限制, 不让它们绝对的发展下去, 因为凡是绝对的都是不好的,
⋯⋯”从巴尔扎克关于宗教的这些表白中, 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宗教所持的矛盾态度。而巴尔扎克的这种
宗教观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鲜明的时代背景, 它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哲学家、思想家们的宗教思想
和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现实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巴尔扎克宗教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
           自公元1 世纪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后, 逐渐在欧洲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漫长的中世纪
时期基督教更是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基督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 无论是
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的人文主义还是宗教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新教伦理对基督教的批判都是有限的, 不能
从根本上否定它。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们本身大都是基督徒, 有些还是教会僧
侣甚至是主教和教皇。例如, 人们所熟悉的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爱拉斯谟和马丁·路德等都是
基督信徒。他们虔诚地信仰上帝, 只是对教会的腐败和僧侣的堕落感到十分不满。所以, 也就不能指望
他们对宗教的本质作出真正的认识和深刻的解释。这就为17~18 世纪的哲学家们对宗教本质的进一步
认识和阐释留下了广阔的余地。17~18 世纪的欧洲哲学家们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 继续认识
和阐释宗教的本质。他们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成果来对待宗教神学, 用自然神论、泛神论和无
神论思想来否定宗教偶像崇拜。但是, 17~18 世纪的哲学家们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对宗教的态度也
是矛盾的。因而, 对宗教本质的认识是有限的, 对宗教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不彻底的。例如, 17 世纪荷兰
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用具有无神论色彩的思想观点来解释宗教, 指出宗教迷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自然原
因的无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恐惧心理。他从伦理学角度批判了神学家们所宣扬的宗教禁欲主义, 指出:
“只有沉闷的、愁苦的迷信才会禁止享乐。”[
3 ]可以看出, 斯宾诺莎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
义思想, 注重现实人生的幸福。但是, 斯宾诺莎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的理性主
义思想在反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方面是有一定进步作用, 但同时也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他强调理性,
忽视经验, 更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 因此, 他的哲学思想仍然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18 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不可知论也具有一定的无神论色彩。他不仅怀疑客观实体在物质上的存在, 同
时也怀疑它在精神上的存在。这种观点使宗教教义产生动摇, 教会也因此把休谟的神学论著当作无神论
著作加以反对。但是, 综观休谟的哲学思想, 他也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对上帝和神学的批判首
先是为了宣扬和贯彻他的不可知论, 而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作用。然而, 在另
一方面休谟也还认为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感情的需求。因此, 为了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
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在18 世纪启蒙思想最活跃的法国, 启蒙思想家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也表现出两面
性。比如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作家伏尔泰虽然反对官方宗教, 但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宗教, 认为作为自
然的最初推动者和立法者的上帝是存在的, 并且认为承认上帝的存在对于约束“平民”、保证“秩序”
是有好处的。因此, 他提出“即使上帝并不存在, 也应当为此目的而造出一个上帝来”。法国的另一位
启蒙思想家、作家卢梭所持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也承认上帝的存在, 认为必须保留作为相信神的宗教, 因
为它保证着社会的道德秩序。
           进入19 世纪, 面对启蒙理想的幻灭和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动荡的社会现实, 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
强烈的不满情绪, 这些情绪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 造成了19 世纪初欧洲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活跃的局
面。在这个时期, 宗教仍然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怀疑和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早在18 世纪后期, 德国
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就以“不可知论”对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提出怀疑。认为宗教信仰不是来自人
的思辨理性, 而是来自人的道德理性。黑格尔虽然批评了康德对宗教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立场, 但他
的宗教观作为他的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也无法彻底摆脱唯心主义影响。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 对宗教分
析之深刻、批判之彻底的莫过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既反对像18 世纪的无神论者那样, 把宗教简单地
视为愚昧无知的产物, 也不满黑格尔对待宗教的那种唯心主义思辩分析。他从人类心理和认识上深入研
究宗教的起源问题, 在《基督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以及《宗教本质讲演录》等论著中, 提出了比
较系统的人本主义宗教观, 达到了当时西方哲学界对宗教认识和批判的最高水平。费尔巴哈认为: “人
的依赖感是宗教产生的基础”, 产生宗教的根源是人对他的生存所依赖的对象的感情。“最容易被人感觉
到并且使人痛苦的是一种有限感, 就是人们意识到, 他总有一天确实是要完结的, 是要死去的。如果人
是不死的, 如果人永远活着, 因而世上根本没有死这回事的, 那么也就不会有宗教了。”[4 ]正因为人最终
注定要死亡, 所以, 才产生了一种对死亡的畏惧, 而宗教则恰好适应了人们消除死亡畏惧的心理, 表现
了人们企图征服死亡的欲望。因而, 他大胆提出“人创造了宗教”的重要命题, 为宗教的产生和宗教的
本质找到了一种科学的解释。他指出: “人是宗教的始端, 人是宗教的中心点, 人是宗教的尽头。”[
5 ]并
非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 ⋯⋯而是人按着他的形象造神。通过对宗教起源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分析,
费尔巴哈得出如下结论: “宗教正不外就是人之最初, 从而也是幼稚的、民间的、但又是拘泥的、不自
由的自然观和自我观。”“对人们来说, 人就是上帝”。“上帝的本质, 就是人的本质。”总之, 费尔巴哈
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哲学家们对宗教批判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抛开了宗教的外衣, 以彻底的无神论者
面目出现, 对宗教的本质作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深刻的揭示, 使宗教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一落千丈,
因而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经过19 世纪以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无神论思想的猛烈冲击, 基督教神学思想在西方社会的绝对统
治地位已经动摇, 人们的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基
本因素已经深深地浸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 要想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 况且此时人
们对宗教的信仰已经不完全是崇拜上帝的权威, 而是包含着对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格的追求。随着科学
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 上帝的形象已由具体的神转变成一种崇高的人格理想的典范。许多科学
家、哲学家和艺术家虽然仍信仰宗教, 但是却不相信《圣经》中所赞美的拯救人类的那个上帝, 而是皈
依了一种对理想追求的信念。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 而且意义也
更加深远了。”对于一些作家来说, 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宗教, 并不完全是因为虔诚地信仰上帝, 而是有
着其他的原因。或是以此与丑恶现实相对抗, 或是以此表达一种对理想人格和崇高境界的期望。总而言
之, 体现着他们对真、善、美的理解和追求。
           另一方面, 进入19 世纪以来, 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 它本身所固有的种种
弊病也逐渐地暴露出来。社会伦理堕落, 道德败坏, 人性泯灭, 金钱主宰一切, 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思想
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它已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
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
别的联系了”[6 ] 。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并没有实现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理想, 19 世纪初的欧
洲社会现实表明, 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已被赤裸裸的资本主义金钱统
治所代替。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 也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挽救日益下降的社会风气, 使人们在丑恶的现
实中看到一线希望, 以使人们极端痛苦的灵魂得到一些慰藉。于是, 基督教博爱思想就在这样的社会背
景下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19 世纪初, 欧洲社会中的这种宗教思想也正是从两个方面影响着这一时期的
文学创作。一方面不少作家在作品中揭露和批判教会的罪行, 指出宗教神学的虚幻性; 另一方面又宣扬
宗教劝善思想和博爱精神, 试图用宗教伦理来抵制丑恶的现实。巴尔扎克的创作在这方面就具有非常突
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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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扎克生活和创作的年代, 正是封建贵族阶级没落、资产阶级兴起和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资产
阶级取代封建贵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 巴尔扎克是完全予以肯定
的。然而, 随着封建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秩序也彻底崩溃。资产
阶级在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充分暴露了他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为了
攫取金钱和财富, 他们可以不择手段, 即便是在骨肉亲情之间也是如此。丈夫可以霸占妻子的陪嫁, 妻
子可以偷卖丈夫的财产, 父母赶走儿女, 儿女抛弃父母⋯⋯人欲横流, 道德沦丧, 金钱成为社会的主
宰。面对如此丑恶的社会现实, 巴尔扎克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 在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情况
下, 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 认为宗教是医治社会弊病的一剂良药, 他说, 宗教“是一切社会
里, 把恶的数量减少, 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认为“基督教告诉穷人容忍富人, 告诉富人减轻
穷人的困难”, 是解决社会矛盾, 消除社会弊病的益药良方, “是稳定社会的最大因素”。于是, 巴尔扎
克的宗教思想在创作中也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揭露和批判教会神职人员罪恶和宗教神学的虚
伪, 另一方面又鼓吹宗教劝善思想, 宣扬宗教伦理, 希望用宗教感情来抑制人们过度膨胀的情欲, 以此
来防止社会道德的堕落和伦理的沦丧。
          在巴尔扎克早期创作的《佛兰德斯的耶稣基督》中就表现了他的这种宗教思想, 颂扬体现博爱精神
的耶稣而谴责见死不救的主教。小说描写一艘小船在风暴中沉没, 船上的乘客有各种各样的人, 其中包
括耶稣和一个主教。当风暴来临及船沉后, 耶稣忙于救人, 而主教在此时不去安抚和救助乘客, 却在念
念有词地做着毫无用处的祈祷。巴尔扎克在小说里用非写实的手法把耶稣和主教的形象放在一起加以描
写, 通过对他们言行的对比, 表现了肯定宗教博爱思想而否定教会神职人员的思想。在巴尔扎克看来,
救苦救难的耶稣体现着仁慈、博爱的宗教精神, 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上
帝的奴仆的主教, 却违背上帝的旨意和基督博爱精神, 对老百姓的疾苦和不幸无动于衷、莫不关心, 因
而被巴尔扎克斥为“伤风败俗的人”。从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巴尔扎克那种肯定宗教的作用而否定教会
僧侣的思想倾向。
           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 巴尔扎克通过对脱罗倍神甫形象的描写, 着重揭露教会的虚伪和僧侣的
罪恶。在这里巴尔扎克继承了莫里哀的传统, 把教会写成一个伪善的组织、罪恶的所在, 它遵循和维护
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当局的利益, 带着虚伪的面具, 实质上是官方组织。教会中的僧侣都是一些伪善者。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脱罗倍神甫就是这样一个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无耻之徒。为了能够爬上主教
的宝座, 他毫无顾忌地打击他认为对自己的升迁有妨碍的人。例如, 小说中描写脱罗倍神甫因李斯多曼
太太不在家中接待他而怀恨在心, 并且把对李斯多曼太太的嫉恨转移到与她有交情的皮罗多神甫身上。
而皮罗多神甫实际上根本构不成他向上爬的障碍, 相反, 仅是一个无力保护自己的软弱的人。但脱罗倍
神甫在皮罗多神甫身上大发淫威, 把他对皮罗多的残忍当作一种巨大享受⋯⋯脱罗倍神甫身为神职人
员, 却没有丝毫的仁爱和宽容之心, 巴尔扎克通过对这个令人憎恶的形象的描写, 揭露了教会僧侣争权
夺利的内幕, 表现了他对那些利欲熏心的宗教伪善者的厌恶之情。
         《长寿药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在这篇独
具风格的作品中, 巴尔扎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财产和金钱的贪欲的同时,
也揭露了教会僧侣的贪婪和伪善。当主人公唐璜哄骗儿子菲力普在他死后给他的身体涂抹了“长寿药
水”而部分复活后, 修道院院长便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发财的机会来欺骗那些虔诚的教徒以获得钱财。
小说中写道: “等到修道院的院长亲眼看到奇迹, 他便决计从中捞取便宜, 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 又
属于千方百计总想谋求增加收入的那种神父。他马上宣称, 唐璜老爷肯定要成圣徒, 他指定在他的修道
院举行拜敬仪式⋯⋯”。作为上帝的奴仆, 修道院院长竟以欺骗手段来榨取普通信徒的钱财, 这是对教
会和僧侣的莫大的讽刺! 他的行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写的那位哄骗
百姓去看天使降临时掉下的羽毛以骗取钱财的神甫如出一辙, 何其相似。
         除了众人皆知的《人间喜剧》之外, 巴尔扎克还有一部鲜为人知的作品集《笑林》。收入这个集子
中的小说《女妖媚人案》是一篇表现人性与宗教冲突的作品。小说中的最高听悔僧耶洛梅·高尼叶临终
前对他作为审判官审理女妖媚人案的陈述, 从表面上来看是对自己背叛上帝的行为的忏悔, 实际上是对
人性与宗教的冲突的袒露。耶洛梅·高尼叶虽然是一个道行高深的僧侣, 但是, 面对人性的挑战, 他也
无法控制自己与之抗衡。耶洛梅说道: “看到这个女魔长得妖娆多姿。顿时心慌意乱起来; 我听着她说
话, 就像在听那美妙的音乐, 我只觉得自己有一股热气, 从头顶直钻到脚尖。我只想再做一个少年郎,
去向那女妖求欢, 只要能跟她两个在一块儿待上一个钟点, 那么为了在她那双玉臂中所享受到的爱情的
欢乐, 我付出灵魂永世得救的代价, 真是微不足道了。”更有甚者, 当耶洛梅下令将那所谓的女妖剥光
衣服严刑拷打而看到她美丽的躯体时, 更是像中了魔法似的顿时被她迷住了, 甚至失去了在胸口划十字
的力量, 把基督徒的生活和良心都抛在脑后, “只做着爱情的痴梦, 而不顾上帝的事业。为了满足自己
的情欲而宁愿把耶稣当面啐一口。”在这些描写中充分表现了巴尔扎克对宗教的虚幻性和违反人性的揭
露和讽刺。
           巴尔扎克虽然在创作中揭露和批判那些宗教伪善者, 但是, 并不完全否定宗教, 在一些作品中明确
表示了对宗教作用的肯定。特别是在《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小说中, 通过对欧也妮形象的塑造突出地
表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在小说中, 巴尔扎克一方面通过对葛朗台、查理和篷风等人物的丑恶行径的描
写, 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对金钱财富的追求所造成的社会罪恶。葛朗台除了金钱之外, 对一
切都没有感情, 如果不是威胁到他的财产安全, 他连妻子女儿的死活都置之不理。至于曾侈谈感情高于
一切的查理, 为了追求金钱和地位, 也轻而易举地背叛了自己的誓言, 公开宣称他只为地位和财产而结
婚。而一直在追求欧也妮的蓬风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后, 竟激动得哆哆嗦嗦地向欧也妮表示: “我
一定做你的奴隶”。其实, 他所看中的主要是葛朗台留给欧也妮的巨额财产。另一方面, 巴尔扎克也在
积极寻求和探索社会的出路和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然而,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原因, 巴尔扎克最终找到
的出路和良方却是宗教。他认为宗教能够遏制人欲横流、道德沦丧, 恢复社会的谐和稳定, 在对欧也妮
形象的塑造上集中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欧也妮被巴尔扎克写成一个理想人物, 她心地善良、纯洁, 富
有宗教宽容和自我牺牲精神, 这一切都符合宗教道德和理想。所以, 他安排欧也妮最终皈依宗教、广行
善事、修养老院、建学校,“办了不少公益和虔诚的事业⋯⋯”, 因而, 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对此, 巴尔
扎克大加赞赏, 说欧也妮有一颗“只知有温情而不知有其他的高尚的心”。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这部小说中通过对高老头家庭悲剧的描写和对高老头形象的塑造, 也充分地
反映了他希望用宗教道德伦理来抵制社会罪恶的思想。巴尔扎克在小说里突出渲染了高老头身上那种基
督受难般的伟大的父爱, 希望用这种美好的感情来维系家庭关系, 防止社会道德的堕落。
《无神论者望弥撒》是巴尔扎克早期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 在小说里, 作者用设置悬念的手法, 讲
述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做弥撒的原委, 从中既表达了巴尔扎克的无神论观点, 同时又揭示了宗教在现
实生活中的不可否定的作用。小说里的中心人物德普兰医生是一个杰出的外科医生, 同时, 也是一个
“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 其坚定程度就像信教者不能接受世上有无神论者一样。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擅
长于解剖人体, 从生前、生时到生命结束以后, 他搜遍人体一切器官, 并未发现那对于宗教理论至关重
要的唯一的灵魂”。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 巴尔扎克从唯物主义立场和科学的世界观出发, 彻底否定
了作为宗教理论核心观念的灵魂的存在, 指出了宗教的虚幻性。然而, 就是像德普兰这样一位坚定的无
神论者, 在实际生活中却也无法回避宗教问题, 甚至违背自己的基本立场去做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
定期到教堂去为已故去的虔信宗教的恩人做弥撒。对他的这种矛盾的行为, 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写道:
“没有人像他那样招来那么多相互矛盾的评价。虽然他也会为了获得医生们不该觊觎的黑绶带, 在宫中
故意从口袋里掉出一本祈祷书来, 但是请相信他心里对这一切是嗤之以鼻的。”事实上小说里的这位医
生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就是巴尔扎克对待宗教的态度。巴尔扎克在这里主要是从社会习俗的角度来肯定宗
教的作用。
         从以上对巴尔扎克创作的分析来看, 宗教问题的确是他的创作中的一个无法回避和不可忽视的问
题,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着他的创作。而他的创作中的宗教思想既是文艺复兴以来反神学的哲学
思想发展的形象体现, 又反映了19 世纪初法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 对于巴尔扎克创作中的这种现
象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而不应简单地加以否定。
参考文献:
[1 ] [2 ]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文艺理论译丛》第2 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3 ] 斯宾诺莎:《伦理学》, 商务印书馆1960 年第191 页。
[4 ] [5 ]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 三联书店版第534 页。
[6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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